所以秦汉时期的原始瓷，除一部分烧成温度比较高的产品，胎骨致密，击之有铿锵声，多数胎质粗松，存在着大量的气孔，吸水率高，呈灰色或深灰色，不及战国时期的细腻、致密，严格他说只能称

“釉陶”。胎质粗松，从断面中还可看到较多的砂粒，说明原料的粉碎、淘洗和坯泥的揉炼不及战国时期精细，比较随便。

秦汉时期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很可能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较战国时的高。

而且由战国时的通体施釉变为口、肩和内底等处的局部上釉，上釉的方法由浸釉变成刷釉。

说明两种原始瓷，从釉料到上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次是器物的成型也一变战国时期拉坯成器、线割器底的作风，而普遍地采用器身分制，然后粘接成器的方法。

最后是品种和装饰也有明显的差别。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钫、钟、瓿等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

装饰的纹样则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或堆贴铺首等为主，绝少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经常采用的S纹和栉齿纹等。

这些明显的差异，表明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以前的原始瓷，乃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两者在工艺传统上看不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原因则在于楚灭越的兼并战争中，浙江境内已发达的原始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中断。

但是原始瓷重又在越国故地复兴，又说明烧制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全然断绝，所以在短期中断以后，又重新烧造。

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瓿，胎骨坚硬，呈灰色，肩部划圆珠和水波纹，外施淡绿釉，具有浓厚的战国楚器的特征。

由此可知，这类原始瓷开始复烧的时间，可能在战国末年。1977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与灰陶扁平盖同出的几件原始青瓷盖罐。

在灰陶扁平盖的顶面分别刻有阴文小篆

“左”、

“丽山飤官”和

“右”等字样，当是秦代的原始青瓷无疑。从陕西临潼县文化馆藏的器物来看，青釉盖罐的盖作扁圆形，上有半环形钮，盖下有子口与器身密合。

胎质细密坚硬，烧成温度较高，但铁含量较重，呈色深灰。盖面和器身外表均满施青褐色釉，釉层不够均匀，有聚釉现象。

盖罐的轮线柔和，盖与器身的比例协调，体型的大小适度，是一种美观而又实用的储盛器。

汉初的原始瓷器，所见产品有瓿、鼎、壶、敦、盒、钟和罐等。形制大都依照当时的青铜礼器，器型大方端庄，鼎、敦、盒的盖面和上腹施青绿或黄褐色釉，制作比较精细。

到了西汉中期，原始瓷器的面貌发生了某些变化，敦已完全被盒所取代，一些仿铜礼器的制品如鼎、盒的形状已大不如前，鼎腹很深，足很矮，有的足已缩短到鼎底贴地，变成似鼎非鼎，似盒非盒。

同时施釉的部位缩小，以至于完全不上釉，其制作已不如汉初的精致、讲究。

至西汉晚期，鼎、盒一类的制品归于消失，壶、瓿、罐、钫、奁、洗、盆、勺等类日常生活用品急剧增加，生产更注重实用。

同时出现了牛、马、屋等明器。牛、马线条比较粗犷，造型艺术不高，房屋多干栏式建筑，也有筑围墙的平房和构筑堡垒的楼屋式的地主庄院，式样丰富。

西汉时期几种主要器物的演变进程是这样的：瓿在西周时期多仿青铜瓿的造型，敞口、圆腹、圈足，肩有小圆饼，腹身饰弦纹，像后代的坛子。

西汉初期的瓿，平唇短直口、斜肩、扁圆浅腹、平底、底下安有三个扁平的矮足，肩部有对称的铺首双耳，耳面翘起并高出器口。

上有扁圆形盖，盖面中心有捉手，便于揭取。盖沿下面作出子口，与器身吻合紧密。

到西汉中期，肩部渐鼓，耳的顶端则逐步降低，与器口接近平齐，底下三足消失。

到西汉晚期，瓿的形体变得又高又大，敛口、宽平唇、圆球腹、肩部的双耳已大大低于器口，形如大罐。

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瓿已不再生产，为印纹陶罍所代替。鼎汉初的原始瓷鼎由战国时期的陶鼎演变而来，兽蹄形三足较高，附耳高翘，耳根突出。

盖似半圆球形而顶面稍平，上附三个高钮，仰放时可当三足用。西汉中期，鼎的双耳短直，兽蹄足显著变矮，逐渐与底平齐以至完全消失，盖钮也逐渐变小而成乳钉状，像个罐形。

西汉晚期以后，鼎与盒等仿铜礼器不再生产。壶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

汉初的原始瓷壶，口部微向外侈，颈部较长，器肩斜鼓，并装有人字形纹的对称双耳，腹下圈足较矮，称为圈足壶。

到西汉中期，口缘趋向喇叭状，颈部缩短而器腹加深，圈足更趋低矮以至变为平底。

肩部附耳作半环形，也有在双耳上端贴铺首或难塑龙头的。到了西汉晚期，壶口已明显的呈喇叭形，腹部球圆，极少发现圈足。

双耳常作铺首衔环。长沙五里牌汉墓出土的喇叭口壶，耳部配装活动的铁环，是非常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