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望之死虽然影响甚大,但女真是方兴之族,精兵良将极多,宗望的继任人宗辅魄力虽不及乃兄,但亦足以承继其业。所以中原战局的主导权在宗望去世后仍然掌握在金人手中。
这时北部中国的抗金力量主要有三支,分别是河东的曹广弼、汴梁的宗泽以及山东的王师中。此外陕西兵马虽未统一,但无论对金对夏都有不弱的抵抗力。
当初开封府府尹空缺,那时李纲还在相位,他认为恢复旧都,非宗泽莫办,便奏请以宗泽守汴。
宗泽到任之时,中原的局势十分危急,金人的游骑流窜于黄河上下,鼓声日夕相闻,汴梁内外人人自危。而京师在上次沦陷以后又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昔日的天子脚下,今日却成罪恶渊薮。
为解决内忧外患,宗泽采取了三大策略。
第一条就是峻法治盗。他传下严令: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依军法处置。宗泽在两河威望素重,执法又严,不久上下盗贼渐息,治安情况日渐好转,并惠及临近州县。农民开始归家,商人也重新活跃。
第二条是在峻法治盗的同时,将已成气候的盗群收以为用。汴梁城破以后,各地起事者不计其数,这些人或为抗金之义军,或为扰民之流寇,而大多数则是抗金扰民两不误——毕竟这些起事者大多人本来就是一群饿得没办法的农民,这些人聚在一起以后没有像曹广弼这样完善的后勤补给系统,除了劫掠之外便没有更加方便的办法了。曹广弼起事之后虽然敞开大门招揽义军,但由于银术可大兵压境,所以忠武军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守战上,对义军只是来者不拒而已。有曹广弼在北部做缓冲,使得宗泽拥有了一个收服义军的时机与形势,加上他身具名份、威望、职位三重优势,汴梁又还有三四十万担粮草可以养兵,所以一竖义旗招纳流寇义军拱卫京师,登时附者如云。如河东王善、京西杨进均号称拥众数十万,前后都为宗泽所招解甲归降,宗泽动之以忠义,威之以军令,养之以积粮,化盗为兵,只数月间便有数十万人拱卫于河南河北诸郡县,道路为之一安,抗金力量也为之一壮——这些强盗出身草莽,敢拼敢杀,如果部勒得法,战斗力可比北宋末年的禁军强多了。而寇盗一变成军丁,中原的地方便安宁下来,汴梁与登州之间的商道也重新繁荣。
第三条便是分遣兵马,依据地形在汴梁城外立坚壁二十四所,沿河鳞次筑连珠寨,连结河东、河北山水砦忠义民兵。慢慢地陕西、京西诸路人马均愿听宗泽节制,两河人马一旦有了一个中枢加以调动,金人的马足便大受限制,再难以像之前那样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而宋军也在这种形势下打了几场局部的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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