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挈,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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