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可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中国人自己的智慧与创造。

公元一世纪，在张苍、耿寿昌所作的《九章算术》中，第一次提到了“算术”一词。

算术后又被称为算学、算法。

在宋元时期，出现了“数学”一词。

虽然秦汉隋唐，数学发展不错，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真正的数学巅峰时期，还是宋元。

如北宋沈括，自创了“隙积术”、“会圆术”；南宋秦九韶，发明了“大衍求一术”、“正负开方术”；

金元时期的李冶，发明了天元术，还有元代朱世杰提出的“四元术”，这可是四元高次多项式方程。

说来惭愧，到了大明朱允炆时期，数学的光辉已然不在。

像是天元术、四元术的高级货，几乎成为了“绝学”，若不是清代有人挖出来，估计后世人都不知道。

朱允炆很清楚，数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大量的数学人才，那还怎么得了？

但直接搬用古人的数学学问，又是不合适的。

中国古代数学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与农业需求有关，比如计算个粮仓大小，建筑材料长短，土地面积，再整点天文、历法。

对于商业、手工业之类，他们的关注并不多。

加上筹算本身的局限，导致数学很难取得突破。

元代时期，珠算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达到最巅峰，也是数学“经世致用”、流传最为深远的产物。

既然都到巅峰了，自然就要下山了。

明代朱元璋对于数学的定位，便类似于“婢女”与“奴才”，虽不能少，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勉强留着。

朱允炆时期，数学依旧是沉闷无声的，除了珠算拨弄利益之外，纯碎的学术方面的探索，几乎没有。

没办法，朱允炆只好亲自上阵。

要革新国子监课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仅仅是教材一项，便难住了朱允炆，教导商业，可以去找几个富商来授课，教导农业，可以去找几个农户，可教导数学，找谁去？

古代数学缺乏思辨，缺乏演绎逻辑，如果不能把这一块补上，照搬照用，那想要实现大教育，不切实际。

杨士奇面无波动，轻轻起身，沉稳如常，道：“必不辱命。”

解缙暗暗点头，然后看向李志刚，道：“你来接替张智，为国子监司业。”

“我？”

李志刚顿时站了起来，满是惊讶与诧异，似乎怀疑解缙的话，但转瞬之间，脸上便浮现出了笑意，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着武英殿的方向拱了拱手，道：“臣必不负皇上重托。”

解缙暗暗惊叹。

杨士奇与李志刚虽然年纪相当，都是三十出头，但李志刚的城府与沉稳，远不如杨士奇。

仅此而看，杨士奇的未来成就，必是不凡。

在解缙走后，李志刚欣喜地对杨士奇说道：“祭酒大人，下差之后，可愿温酒一壶？”

杨士奇微微摇头，沉稳地说道：“李兄，在朝廷任命尚未下达之前，我们还是翰林院编修，既是编修，如何能休息？《太祖实录》正是用人时，我等需做好才是。”

李志刚骤然惊醒，对杨士奇深施一礼，道：“杨兄心如泰山，稳重无双，是我心性不足，应自罚抄写《大学》。”

杨士奇淡然一笑，拍了三下李志刚的肩膀，轻松地走了。

李志刚回味着：“拍我三下肩膀，莫不是让我抄写三遍《大学》？亏了亏了……”

翰林学士方孝孺最近很是低调，虽然拥有监察内阁的权利，却很少参与内阁事务之中，而是一心扑在了《太祖实录》上。

这一点与朱允炆的心思不谋而合。

朱允炆很清楚，方孝孺乃是学问宗师，是真正的大儒，然而这种大儒，是学术型的，而不是实干型的。

用他研读学问，修订图书，是一件好事，但若是用他治国，那大明天下，恐怕也只能重回周王朝了。

至于翰林侍讲姚广孝，一个古怪的僧人，能与他交流的并不多，除了杨士奇、李志刚与偶尔串门的解缙、夏元吉外，没人会找他。

而此时的姚广孝，并不在翰林院，而是在中军都督府，见证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一个永载史册，新军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