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种向上升的路径确定下来,固定下来,百姓才会真正重视起社学,愿意将孩子送到社学中来。
事实上,开春时许多百姓宁愿自家的孩子种地当劳力,也不愿送到社学中来,还是张博志带人劝说了许久,说了无数的话和道理,这才让社学有了生机。
张博志走访过许多百姓,也了解过百姓不愿送孩子上学的原因,归纳为三类:
其一,劳力,干活。
五十亩地啊,生了娃不就是为了种地的,读书,那是啥东西,祖上八代都是农民,不是读书的料。
解缙不知道朱允炆怎么想的,蹴鞠这玩意又不是学问,踢再好也不能服务于科举,实在是有些鸡肋。
李-志刚保持沉默,事情不明,自己不懂,跟着祭酒表态就是了,他啥态度,自己就啥态度。
朱允炆知道这些人都是“唯学问”论的家伙,只好从荷尔蒙,不,是精力旺盛,强身健体,团队合作等方面阐述,这才让几人明白,教育不能光“德”、“智”,还得有“体”。
不信看看朝廷官员的身板,如果举办一场文官与宦官百米赛跑的话,朱允炆敢肯定,百分之八十的文官是跑不过宦官的……
“一月份时,张博志、孙举文曾提议社学、县州府学独立于地方,不受县府管辖,直接由国子监或礼部管理,你们认为如何?”
朱允炆询问。
解缙犹豫了下,道:“将教育从地方府衙中独立出来,朝廷管控会更为容易,然教育毕竟是地方政绩考核重点,受吉安府入选十优州府影响,各地兴办私塾之风大长,社学眼下又集中在移民之地……”
杨士奇也不赞同完全独立于地方,提出反对:“张博志、孙举文两位先生是好意,也是为社学发展着想,但无论是社学、府学,毕竟建在地方,若完全脱离地方县、府衙,很可能会导致一地主官不重教育,反而有害。臣建议在考核中尤其重教育一项,将其与人口、田产等视为第一考核项,以激励地方更重教育。”
朱允炆思考之后,认为解缙与杨士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教育不与地方利益挂钩,地方定不重视,完全设置教育部门直管各级学校是不合适的。
李-志刚提议:“皇上,虽然将社学、府学等直归礼部不妥,朝廷却可以明确社学出路,以安百姓心思。”
朱允炆笑了。
没错,社学、县学等收归朝廷直管是行不通的,但社学肄业之后进入县学的上升通道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两者并不矛盾。
至此,大明教育系统得到了完善,补全了洪武时期缺失的一角,朱允炆的大教育战略终迈出了第一步。
社学、私塾、家塾,成为了大明初等教育的主力,县州府学构成了中等教育,国子监一家独大,站在了大明教育的顶峰。
然而在大教育战略推动之后,朱允炆遭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国内危机:
旱灾与涝灾。
老天是不给面子的,哪怕是朱允炆仰头看着老天,它也没有赏个脸。
五月,凤阳府大旱。
五月中,松江府暴雨。
一场巨大的天灾,逐渐席卷而来,让满朝措手不及。
朱允炆坐在奉天殿,声嘶力竭,下令户部、工部全力运转,朝凤阳、松江府调拨大量粮食,与此同时,解缙去了凤阳,茹瑺去了松江府,郁新去了苏州。
内阁大臣一次出去三个,可见问题之大,情况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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