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亚洲电影院的人,自然就比较多。而人一多,想跟踪就没法弄,因为你总不能把所有人全都跟踪了吧。长沙局的人就算是挺多的了,可再翻几番都不够用的。所以只靠亚洲电影院是不行的。
鉴于这种情况,井伊孝允口供中提到的左山道街,也就成为了关键。口供中说的是,在左山道街中段的开放式公园门,从左往右数第三个铁栅栏上。如果看到了带三个转弯的一条线,那么就去上海路的亚洲电影院二号厅。
从这个信息来看,放信息的日谍分子,可能会是先去电影院放好了信息。然后才会去左山道街画记号。这是概率最大的。还有一个很小的概率就是,接头,也可能会是反的。先去画记号,然后去亚洲电影院的二号厅接头。不过这个可能性太小。
而现在的条件,亚洲电影院这面必须得有人盯着是肯定的。可是对于辨认谁是日谍分子是有难度的。所以左山道街中段的公园,就成为了确认日谍分子的关键。因为谁画了带有三道弯的一条线,谁就必然是日谍分子。
不过左山道路是这个年头,有数的,很宽的大道。而且对面基本都是什么商店啊,饭店啊之类的买卖家。两个长沙局的特工,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视点。
在斜对面,而且是很斜的对面。距离中段的公园门口,直线距离足有近百米,好在用高倍望远镜,打斜的往公园门口看,还是能够看的见的。
设置在这么远的距离,监视是可以的,就是要跟踪,反而有点费劲了。从监视点献出门的话,得需要快速移动,要不然你慢的了话,目标可能已经丢失了。而快速移动就意味着增加暴露的风险。
所以他们只能再次在街道这条街道两头,分别又找到了两个安全屋,并且在公园的另一侧出口,也找了个安全屋。相互之间拉好了电话线。如此一来,监视点首先发现目标,然后通过观察,用电话通知三个跟踪点的跟踪高手,比如目标有什么特点,穿着什么衣服,如何打扮之类的。这样才算是完成了对于左山道街的布控。
到了晚上,李健和卢尧两个组长,已经基本完成了审讯。并且将口供整理了一下,上交到了局长办公室。
范克勤,华章还有沙青青每个人一份,开始看了起来。首先就是日谍暗杀组织成员的交代。一共九个人,死的人不算,还剩六个。不过他们却碰见了一个难啃的骨头。其中一个日谍分子,那叫一个大义凛然,为了所谓的“圣”战,那真是死不开口啊。关了一肚子,辣椒水,手指甲,脚趾甲全都拔了。两肋上的皮也用给扒了。最后又上了电刑,愣是一个字都没说。
这种小鬼子多不多?相对来说,真的不多。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所有势力,红党的招供率是最低的。这可不是为了美化,避免四零四什么的瞎说,而是事实。因为抗战的决心,保卫家园的决心,和革命的信仰,始终贯穿红党。而有了坚定的信仰后,人的意志力也会变得非常强大。因此,很多人就算被抓了,招供的比例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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