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沁及东蒙各部的蒙古族较早就定居下来，由游牧转向农耕。在由猎转牧、由牧而农的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的民众所创造的民间文学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民间文学相比，是独树一帜的，折射着鲜明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相融的特色。

以东蒙民间故事为主要样式的口头叙事方式既承继了草原游牧文化的传统，又以博大的胸怀吸纳了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营养，对定居后的农耕生活有全方位、广角度的反映，因而形成了与草原蒙古族民间文学同中有异的文化特色。

东蒙民间文学既隐含有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崇拜思维观念等及对农耕前期的森林狩猎、游牧生活的追怀，同时又涌现出大量反映农耕生活的作品，传达出这一地区蒙古族民众对农耕生产的热爱与向往；它既描述了东蒙地区300年来满、蒙民族在政治、经济及婚姻等方面交往互动的历史，也对蒙、汉民族协力农耕开发辽西以及蒙、汉、满三个民族文化的融合历史作了广角度的展现。这些口头叙事对于研究喀喇沁、土默特等东蒙各部蒙古族历史、文化，考察蒙古族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往今来，东蒙大地上始终活跃着一批在当地享有盛誉的故事家、歌手，他们为东蒙民间文学的繁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那些讲不尽的故事、唱不完的民歌反映出喀喇沁民间文学独有的质朴、浑厚特色，并以此向世人昭示：东蒙民间文学蕴藏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泛、文化个性之鲜明是不可替代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民间文学的老一辈传承人相继离去，传承的谱系已难以续写，具有重要的口述史价值的东蒙民间文学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尤其令人焦虑的是，当地文化 部门近20年来采录下来的录音资料已开始出现消磁和失真现象，处于贫困地区的基层文化 部门无计可施，东蒙民间文学真正处在严重的濒危状况，急需保护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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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辽河口海域的二界沟小镇一直是特殊的打鱼人群体——“古渔雁”的落脚聚集之地。持这一生计的打鱼人没有远海捕捞的实力，只能像候鸟一样顺着沿海的水陆边缘迁徙，在江河入海口的滩涂及浅海捕鱼捞虾。因这一群体沿袭的是一种不定居的原始渔猎生计，故辽河口民间称其为“古渔雁”。

二界沟的古渔雁主要是从华北的冀中、冀东地区通过旱陆和水陆迁徙到此地的打鱼人，他们是古渔雁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与传承者。由于生计的特殊性，古渔雁民间文学和一般海岛渔村的民间文学有很大的不同。鲜明的渔雁生计特点和原始文化遗韵对该群体的历史与生活、习俗与传统、信仰与文化创造等有全方位的反映。在形式方面，古渔雁民间文学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内容原始，较少发展和变化。

二界沟的古渔雁民间文学蕴藏丰厚。近十多年来，当地文化 部门曾挖掘、采录有近千则解释古船网由来和反映原始渔捞生活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并搜集渔歌一千余首。古渔雁的后代、渔民出身的文化人刘则亭能讲述数百则有关古渔雁的故事和传说，是古渔雁民间文化的重要传承人。由于生计的特殊性，古渔雁群体在我国历代社会都处于边缘状态，文献对其极少记载。古渔雁民间文学以口述史的方式记述和反映了这一古老的生计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近年来，这一生计方式在我国沿海及世界各海口区域多已中断，老一辈的古渔雁也相继离世，古渔雁民间文学濒临消亡。基于此，辽河入海口二界沟尚存的古渔雁民间文学更显珍贵，急需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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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诗玛》是流传于云男省的叙事长诗。它使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阿诗玛的故事。阿诗玛不屈不挠地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揭示了光明终将代替黑暗、善美终将代替丑恶、自由终将代替压迫与禁锢的人类理想，反映了彝族撒尼人“断得弯不得”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阿诗玛》的原形态是用撒尼彝语创作的，是撒尼人民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主要流传于云男省，分为南北两个大同小异的流派。《阿诗玛》以五言句传唱，其中使用了伏笔、夸张、讽刺等手法和谐音、顶针、拈连、比喻等技巧，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其作为叙事诗可讲述也可传唱，唱调有“喜调”、“老人调”、“悲调”、“哭调”、“骂调”等，传唱没有固定的场合，可在婚嫁、祭祀、葬仪、劳动、生活等多种不同场合中传唱、讲述。

《阿诗玛》自20世纪50年代初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汉文整理本以来，被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俄、日、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流传，在日本还被改编成广播剧、歌舞剧、儿童剧等艺术形式。在国内，《阿诗玛》被改编成电影及京剧、滇剧、歌剧、舞剧、撒尼剧等在各地上演。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阿诗玛》，于1982年获西班牙桑坦德第一届国际音乐最佳舞蹈片奖。随着生活方式、教育体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社会空间的改变，《阿诗玛》的传承正面临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