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三,近视六百度,卡里有四万块钱。这些数据构成了我的基本社会面貌,如果以此画幅肖像,那会是幅浓重的素描,线条僵直,脊背轻弯,左右两边脸,一半厌世,一半渴望。
推车来回折返,水果和快餐随着脱水和降温而减价,一些归乡的民工谈论着美国、外星人、村庄的彩礼,以及各种一夜暴富的传奇。我不断睡过去,每次醒来,坐在身边的人都不一样。如此漫长的路途,我无可避免地陷入回忆。一辆蓝色列车逆向驶过,速度的力量穿过玻璃窗,桌板上的铁盘轻微颤动,思绪弹跳几下,落在七岁那年,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的洞口里。
七岁,我开始画画,画蓝天白云,画绿草黄花,以及母亲的头痛,红色是痛,蓝色是很痛,紫色是痛得撞墙。当母亲连续三天都是紫色的,她决定去安阳看病。这将是一件大事,因为我家发生大事的预兆,就是四处借钱。母亲骑着一辆掉漆的银灰色自行车,带着我从忆往镇骑往十公里外的某个村庄,打听父亲的下落,而我们手头的线索,只有一个村庄名和一个人名。自行车的链条松垮,总是掉链,一路上她费了很大的耐心和力气,用废弃的牙刷柄、枯树枝、雪糕棒将链条一次次挂上。一路上,母亲数不清向多少个人打听村庄的方向,到了村庄之后,又一次次向村民提起那个人名,在我们濒临崩溃时,终于找到了地方——父亲某个朋友的家。可家里只有一对老人,他们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询问父亲的去向,但只得出一个很模糊且不确信的方位。母亲哭着说家里只有几十块钱了。那对老夫妻给我们做了顿炸酱面,临走时,给我装了一袋子从床底下整理的旧玩具。而后,母亲又带着我去了几个亲戚的家中,并暗示我想哭可以哭。最终,仍是母亲的表妹给了她一千块钱,母亲不想借她的钱,因为已经欠她够多了,但也只有她会借钱给母亲。
为了防止我哭闹,母亲提前把枯燥的旅程包装成一场远行,一场看火车的远行,并向我描绘火车的速度和美感。我们凌晨四点坐上班车,黎明时,经过几条生满锈迹的铁轨,她提醒我看过去,铁轨上什么都没有,而两旁的杂草很茂盛,衬托着缓缓升起的橘红色的通透朝阳。从汽车站到医院,从漫长的排号,到会诊、抓药,每当我要哭闹起来,母亲就及时地跟我讲火车。可到了晚上,我们已吃了一顿干巴巴的大米饭,提了两兜子中药,也买好了归途的汽车票,我还是没有看到火车。在汽车站门口,我把压抑了一天的愤怒释放出来,撕扯着嗓子嚎啕大哭。
一个三轮车司机说花一块钱买张站台票,就可以看到火车,而火车站离这里不远,三块钱就可以送到。母亲抱着我上了三轮车,坐了不到两分钟,便到了火车站。原来汽车站和火车站是相邻的。母亲极委屈地付了钱,带我走进售票大厅,可排队的人太多,恐误了回去的班车,又只好退出来。通过路人的指点,我们穿过火车站旁的一条小巷,转了几个弯,摸索着来到一家烩面馆的后院。在后院里,隔着铁丝网能看见一片错综复杂的银亮铁轨,轨条重合又分离,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以外。面馆的老板娘得知我们只是看火车,而不吃饭,便开始驱赶我们,母亲一边与她说着软话,一边躲闪她的拖拽。就在这时,我听见了火车的声音。经过母亲一天的美化,火车在我的脑海里无比美好了,就应该像迪士尼的花车那样五彩缤纷,可驶入视线的却是一辆灰败的列车,车厢里填满了煤块。回程的路上,母亲疲惫地睡去,两大兜子中药放在座位下面,隐隐散发着土腥味儿,我感觉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持续伤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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