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情感具有各别体验性和充分外显性这两方面的特点。
普希金
先说各别体验性。
戏剧情感,最初成型于剧作家笔下。俄国诗人普希金写道:“在假定情境中的热情的真实和情感的逼真,这便是我们的智慧所要求于戏剧作家的东西。”普希金在这里提出的是对剧作家情感表达方式的基本要求,即在每个假定情境中的情感真实。
当普希金写诗的时候,情感是直接流泻出来的,但写剧本却不能。剧作家必须把自己的基本情感收敛住,使之隐秘地渗透在作品中。作品呈现的,是各个剧中人在各个假定情境中的情感形态。这一点,写惯了抒情诗的普希金最为敏感,因而有资格指出剧作家情感表达的特殊性。
契诃夫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简练:“要把别人写成别人,不要写成自己。”
李渔的说法更为直截:“说何人,肖何人。”
然而,戏剧又不是客观画像,所谓“写成别人”、“肖何人”,就是要求剧作家对角色进行逐一的情感体验。
李渔解释说:
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
代角色立言,必先代角色立心,即使是剧作者所不能赞同的角色,也要暂时为之设身处地。认为体验反面角色的感情就会背逆剧作家的基本情感,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李渔说得很清楚,相对于剧作家本人的情思来说,剧中坏人的邪辟之思,剧作家只是“暂为”,但必须“为”,否则无法使坏人的心曲隐微,随口唾出。如果代言不像其人,那么代言体的戏剧样式也就无以成立了。
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
布莱希特本人是憎恶罗马天主教会关于禁止自由科学研究的提案的,但当他在《伽利略传》一剧中表现罗马天主教会有关这一提案的阐述时,却把这种阐述写得充满机智和具有说服力。据说他在排这出戏时曾微笑着说:“我好像是这个国家里唯一为教皇辩护的一个人了。”戏剧家常常不得不为自己所厌恶的人和事竭力争辩,似乎完全成了另一个人,换了一副情感。当然,这一切不是戏剧情感的极终效果。就多数极终效果来看,剧作家主体情感的明确性还是获得了实现的。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剧作家的情感通过暂时的旁逸斜出而达到的“归复”。
许多初学者即使知道需要对各个角色进行各别体验,也缺少实行的资本,只可能与自己比较接近的一些角色发生情感上的共鸣。布鲁克在谈论此中困难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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