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看前汉哀帝时，佞臣董贤受宠得到高位不过三年，倒台后政府清算拍卖其家产，便就得到四十三亿钱。

如果这样对比，仅仅就拿梁家前后出了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来说，仅她们拿到的大汉皇帝的聘礼一项，依礼就至少应得八万四千斤黄金，约合八亿四千万钱，而如果在加上彩礼钱的话，仅此方面，收入就肯定超过十亿钱。

再说梁氏一门，公、卿、守、将等俸禄达“二千石”以上级别高官多达四十余人，其中包括四位万户候，三位县侯，七位命妇，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过三亿钱。

当然，粱家真正暴富的，应该是在粱冀掌权的那二十余年，毕竟粱冀可是被称为“跋扈将军”，甚至连皇帝都敢毫无顾忌的下毒毒死的家伙。在这段时间里，拥有权势的粱家还研究出了一套效率极高的敛财本领，当时粱家一党，派遣门客四处游走，把全国各地的地主富商全部登记在册，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他们，将他们以及家属关进牢狱，严刑拷打，直到把钱财尽数供出以求活命，其中这些富商中有舍不得几世积累的财富的，就活活因此被打死。

讲到这里，伏泉平稳气息，继续他最重要的谏言道：“臣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塞外夷狄，被发左袵，不通教化，不识中国文字，制度、律法，不敬君王之命，不闻汉官威严，不守汉法之律。臣愚昧，若广纳汉民，屯田融合，移民遣官，军民合一，复先秦扩土之事，化夷为夏，令其言汉语、通汉文、明汉制、通汉法，听君王之命，从汉官威严，守大汉铁律，若如此，少则数年，多数十年，塞外夷狄一代之人尚难，三代以内，必化为中国之民，边塞数万里地，唾手可为大汉疆域，北方自此再无胡族犯吾大汉天威也！”

此话一出，石破天惊，满殿从高踞上位的皇帝刘宏，到其身边诸常侍，阶下虎贲、羽林卫士，以至公卿百官，尽皆面露震惊之色，陷入石化之中。

大汉边塞军屯，自前汉文帝时，便已有之，甚至汉武帝定西域，就有大力发展屯田之功，但从来没有人提出，靠着屯田，学习先秦诸夏贵族，四处征讨夷狄，化夷为夏的事情，彻底将塞外苦寒之地，纳入大汉版图的建议。

毕竟，抛却塞外之地苦寒的因素，以大汉从陆上、海上两天丝绸之路的探索发现，自然知道塞外之地，可是相当于不亚于中原的广茂土地，征服实在是太难了。

不说每次出兵，所花费的庞大的后勤压力，便是征服之后，如何移民扩边，也是问题。毕竟，作为中央政府而言，不可能在花费重金打造边塞防线，驱赶胡人以后，还要在贴钱给流民牧边，终究这又不是后世生产力高效的时代，中央政府可以靠着人口基数的税收，去花那么多钱去倒贴。

想想看，汉羌百年战争，东汉打光了国库，前后花了两百多亿钱，才靠着“凉州三明”平乱成功。如果汉朝之后真的还有钱，怎么可能没有能臣异士，甚至于英明的汉桓帝本人，看不出学习汉武帝，打造西北，控制西域的重要性呢？

归根到底，还不是因为打仗费钱，政府平了羌乱以后，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打造西北。否则，如果汉桓帝有汉武帝经过文景二帝的积累，可以财大气粗的“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和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的屯田规模的话，凉州恐怕此时早就成为汉桓帝攻伐被隔绝的西域的桥头堡了。

汝南袁隗妻者，扶风马融之女也，字伦……隗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隗既宠贵当时，伦亦有名于世。年六十余卒。

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录诛冀功者，封尚书令尹勋以下数十人。

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资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资财亿七千余万。

荣，少知名，桓帝时为侍中……司隶校尉应奉、河南尹何豹、雒阳令袁腾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

摘选自

里两相印证，当时主持雒阳粱家财产的就是袁氏中人，而粱家的钱认真算的话，百亿都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