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较零散的地方，则就地安插于附近各州县原有的乡都户籍中，但也新立里长，加以管理，更各拨给境内荒田或黄河退滩地，又量给耕牛种籽，使流民得以从事生产。农民有房有地，有了生存的希望，就绝不会把脑袋系在裤腰袋上去造反。

朝中大事由杨廷和主持，成为实际上执掌朝政的人，这也是微妙的权力调整，争取到杨廷和一派的全力支持，杨廷和革除弊政，减轻穷困地区的漕粮和赋税，遣返宫女乐人，释放无辜囚徒，清查空饷兵额，仅这些每年就为朝廷节省财赋百万余两。

江南士绅趁机鼓动他们的利益代言人，请求降低江南赋税，对此杨廷和却坚决拒绝，江南是杨凌改革的重点，这些官员见杨廷和不允，便转而去求杨凌，不免说出杨廷和许多谗言来，又将江南百姓的苦处说的十分不堪。

江南富甲天下，杨凌是知道的，江南百姓富过其他地方，这一点他两下江南也深知肚明，杨廷和的穷地少征、富地多征有点类似现代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是一项很有效的税收平衡杠杆，所以杨凌对他十分支持，对这些游说官员全都打发了回去。

两个人虽然由于杨一清的原因，私交不太好，却都能以大局为重，彼此心照不宣地配合着对方行动。其实要说江南百姓赋税重，目前倒不假，但是原因不在朝廷赋税重，根源仍在土地兼并和旧的税制。

土地兼并本身并不是问题，如果土地全部归于国有，那算不算一种最大的土地兼并？土地是国家的也好，富绅的也好，他总要找人种的，就算真有那权力把土地全部返还农民，让人人有自已的土地，农民无论是持家理财也好、种地经商也罢，素质同样有高有低，过上百十年，优胜劣汰，土地还是会很自然地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

问题是土地兼并者都是皇亲国戚、权宦世家，他们一旦把土地集中占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朝廷的税收愈少。皇亲国戚、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

这样朝廷税赋就全压在自耕农身上，朝廷制订的原有税赋是人头税，这些没有特权的农民田地没有多少，交纳的赋税却越来越多，于是越来越穷，田地不得不典当给富人，转而成为佃户，于是朝廷的赋税也每况逾下。

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从赋役制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打击违法豪绅的特权，同时根据各地贫富、土地肥薄，官方制订田租的最高比例，不允许他们过份盘剥农民，这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朝廷新的土地条例、税赋制定把旧制弊病说的清清楚楚，而且新的税法只是将豪绅们偷漏的税赋重新纳入朝廷府库，不能再赚黑心钱而已，他们照样富甲一方，所以既不至于把他们逼到造反的地步，也不敢在朝廷上下一致同意推行的新政上做文章，科道那些笔杆子们可正瞪着眼睛等着抓他们的毛病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