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直回到月港之后,便宣布要组织乡勇,入海打击倭寇,救回兄长。
嘉靖年间东海各方面势力的情况十分复杂,华人、倭人、回回、西番,诸族杂处,官兵、商人、海盗力量互为消长,又互相渗透。如果我们将这些族裔与职业互相搭配,就把此时活跃在福建沿海的各路人马大致区分开来:官兵、华商、华人海盗、倭商、倭寇、回回商人、佛郎机商人、佛郎机海盗。这些人无论经商还是抢劫,活动的地域都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因为这一带不但靠海,而且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片的富裕区域。
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很难用某种一刀切的标准来判定善恶——尤其是官兵与海盗之间冲突上,官兵未必是正义的,反之所谓的“寇”亦不见得全部都坏。一言以蔽之,这个时代在东海活动的人,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大家都不是魔鬼,也都不是好人。
在李彦直十八岁这年,大致来说东海最活跃的力量乃是商人,如果要在这商人面前加上一个限制性定语,可以说是华商!
这时的东海商贸圈基本是中国商人的天下,西来的葡萄牙人是在中国商人的帮助才得以前往日本,东海诸国里,日本商人在东海商贸中的影响远不及中国商人来得大,朝鲜商人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商人的这些辉煌成就,完全是在没有政府支持下取得的。
国民为了生存发展而要求与外国贸易,这是他们出于私欲的冲动,而其经商若控制得法,可以为国家增加税赋滋养民生,所以重商政府通常会加以支持、保护、引导并从中征税——嘉靖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诸国基本都是这么干。
但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大明政府对民间的海外商贸不但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与保护,反而设置了重重障碍,争贡之役之后甚至全面禁海!在失去了正常商业通道的情况下,中国海商只好踏上走私这条既无奈又危险的道路。这时东海海面上除了这群商寇合一的海商之外,还有一批完全以劫掠为生的海贼,海商们要想保住财产性命,便不得不将自己武装起来:一边对付本土海盗,一边对付葡萄牙海盗,一边对付日本沿海倭寇,同时还要面临朝廷的围剿。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这个时代的中国海商兼具三种身份:做生意时,他们就是商人;面对官府围剿时,他们就变成了贼寇;而遇到那群真正的海盗时,他们又变成了一支私人海军。当然还有更严峻的情况:如果生路完全被截断,这批人铤而走险起来,那就什么残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水浒人物敢干什么,他们也就敢干什么!
明朝中后期的中国海商就是这样在国外、国内多重压力下痛苦地成长着,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掌控了中国沿海商贸的主导权,并将势力不断向东洋和西洋推进。他们在为自己也为自己争取财富的同时,也在为这个民族争取被政府遗忘了的海权!但是,拥有如此贡献的他们却连商人这样卑微的合法名分都被剥夺了,朝廷赠予他们的帽子是——贼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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