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身做了案件陈述。在他的陈述中，亚瑟成了一个利用邻居的信任，闯入私人宅邸，采取暴力手段胁迫、殴打女性，并对她进行性侵犯的恶棍。检察官描述的绘声绘色，还向陪审团展示了受害者遭到殴打后受伤的照片。检方提出了有罪主张，因为受害人明确指出，犯罪者就是自己的邻居亚瑟-卢西亚诺。

而凯伦的案件陈述非常简单，“作为一个女性，对受害者的遭遇我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希望罪犯能够被绳之以法。不过，侵犯受害者乔娅-塞西的人，并不是亚瑟-卢西亚诺，而是另有其人，他们抓错人了。亚瑟-卢西亚诺，无罪。”

“好的，那请问，控辩双方准备好展示自己的事实了吗？”在双方案情陈述和主张结束后，霍夫曼法官问道。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庭审进入了举证环节。在美国法庭上，人证至关重要。但这起案件，缺乏有效的目击证人，所以控方的主要证据就来源于受害者的口供，以及在她衣服上发现了液体斑痕。

控方向法庭出示了DNA检验结果，证明乔娅衣服上的液体斑痕正是来自于亚瑟-卢西亚诺。这是一个很硬的证据，自从1986年DNA技术开始运用于刑事案件侦破后，对大部分性侵案来说，在受害者女性身上发现的残留物一旦和嫌疑人基因匹配，几乎就是铁证。

旁听席上吉娜见到这份证据，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一旁的多萝西连忙安慰，道：“放心吧吉娜，我发誓不是亚瑟，那天你去同学家，亚瑟一直和我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不为他作证？”吉娜问道。

“因为他有更切实的证据。”多萝西回道，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亚瑟不希望红心会的事有半点泄漏。

轮到辩方举证，凯伦传唤了1号证人，布鲁克林区的一名交通警察，雷吉-杰克逊。

“杰克逊警官，请问6月5号周日晚上10点半左右，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我在工作，在布鲁克林中央立交附近查酒驾，和我的搭档兰斯一起。”

“请问有没有查到一个叫亚瑟-卢西亚诺的人？他骑着摩托车，血液中有测到酒精。”

“名字我记不清了，但的确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10点半左右被我们拦下来进行了测试。血液酒精含量，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07%，低于纽约市0.1%的醉驾标准，所以我们放行了。”

“请问有留下什么单据吗？”

“是的，虽然他没有酒驾，但在行驶过程中他超速了，我给他开了一张超速罚单，上面有我的签名，应该还有他本人的签名。”

对杰克逊的回答，凯伦很满意。接着，她从物证袋中取出了那张从布鲁克林交警那里调取来的超速罚单，展示给陪审团成员还有法官看。时间，地点，签名，写的清清楚楚。6月5号，晚上10点半，亚瑟还在回曼哈顿的路上。

“我做了笔迹鉴定，罚单上的签名就是亚瑟-卢西亚诺的。还有，中央高架下有监控录像，也能证明那个时间亚瑟不在曼哈顿公寓，而在回去的路上。等他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