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道，总会先去踏访自己最心仪的那个高台。

我一直喜欢魏晋时代。

对此，从来未加掩饰。很多年前，我写的《遥远的绝响》曾经轰动一时。直到去年，我还到河南太行山南麓考察魏晋名士的活动地区，终于在焦作云台山百家岩发现了比较确切的踪迹，便举笔留墨“魏晋名士行迹所在”，请当地立石镌刻。以志纪念。

魏晋名士的行止风范和艺术成就我已写过不少，这儿就不重复了。我只想说说他们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学上的突破性贡献。这有点深，有点玄，却是他们心灵深处的巨大悸动。这种悸动，也带动了整部中国文化史。

这还要从整体背景说起。

二

在政治形态上，这是一团血腥的混乱；但在精神文化上，这是一段自由的光辉，而且，光辉得难以重复。

魏晋的精神光辉，源自于秦汉的精神黯昧。秦汉时代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军事功业，难道精神是黯昧的？不错，外在的显赫和内在的黯昧，常常互为表里。秦汉的金戈铁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深思，撞击得支离破碎。

你看，秦帝国接受了法家“专任刑罚”、“兼吞战国”的方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主义集权，却因暴虐不仁而短命速亡，几代法家学者也命运凄惨。汉朝初年，只能向另一个精神方向伸手了，以道家为根基的“黄老之学”一时风行，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又想“大有作为”，听从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然而董仲舒的“儒术”，并非“孔、孟醇儒”，而是兼采阴阳五行之说而倡言“君权神授”，直接辅佐汉武帝的政治权力。后来，又渐渐滑向谶纬神学。在社会实践上，从**的东汉到纷乱的三国，儒学的伪饰和无效，更是展现无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晋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灭绝性清醒”。

照例，无论是汉初刘安的《淮南鸿烈》，还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已企图摆脱诸子百家的狭窄门派，开拓有关宇宙天地的大思考。但是，由于思考者政治背景太深，权力纠缠太多，投射方向太杂，影响了思考的纯净度和可信度。

这种情况到了魏晋名士这里就不一样了。他们对政治若即若离，虚与委蛇，却坚守自己的个性立场，保持着俯瞰历史、俯瞰人世、俯瞰名位、俯瞰生死的超越高度。因此，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来考虑一系列大问题了。

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学上，他们走上了历史的山口平台。

他们太不容易，因为他们看到的一切实在触目惊心。宏大的功业，宏大的残忍，宏大的胜利，宏大的失败，宏大的仁德，宏大的阴谋，他们全部已一一翻阅。围绕着这些宏大所发出的各种高论，他们也都已一一倾听。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高度浓缩的历史结晶体中，凡是人类能够想象的极端性状态，都爆炸式地呈现殆尽。因此，他们不可能再有什么企盼、梦想、担忧、防范，因为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幼稚、苍白、无聊、无稽。剩下的，只有看透一切的超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