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便如此，“新儒学”与禅宗仍然有极大的差别。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显得严肃、沉重、吃力，而禅宗却是那么轻盈、波俏、干脆。更大的差别在于，“理学”和“心学”总想识别天下的是非善恶，着力于分割；而禅宗则无意分割，无心识别。

对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体谅这些处于艰苦转型中的儒家学者。他们始终秉持着一系列社会责任和人间理想，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因此，无论他们想得多么高深玄虚，也不可能脱空而去。他们反而会回过头来质询禅师们：你们的那些机锋和顿悟，妙则妙矣，但普天下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领会？如果永远只能局限于极少数智者，那么，佛理所主张的引渡众生又怎么能完成？

儒家学者们的这种质询，自认为是义正词严。

这是一大群中国仕子的精神自守。我们只能直面，却难于指责。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不错，是这样。但对我个人来说，却又有点特殊。出于对魏晋名士的长久缅怀，对艺术美学的彻心投入，我对于接受儒学之外的思想，比别的中国学人少了一点障碍。特别是禅宗，简直与我迷醉毕生的艺术天性难分彼此。我经由艺术，可以顺畅地通达它；而经由它，又可以快速地进入艺术的最深层面。由此明白，我的天性，更接近于禅。

在这种情况下，由我来向理学和心学表达尊敬，应该比较客观。

二

看到了佛教的一系列严密体系，这些儒家学者决定要从新的思维高度，为儒学提供一种宏观的精神依据。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天理”和“心性”，后来又进一步探挖到“良知”。

此前，正宗的儒学讲了那么多应该遵行的美德，那么多必须奉守的规矩，却没有阐述根本理由。对此，儒家学者历来不太在意，常常把根本理由粗粗地归之于遵循先王遗范，念及国计民生。此外，就只说应该如何如何，而不说为什么。这种学术状态，以前尚可，但在佛教的对比下就显出了单薄。

“天理”和“良知”这两个概念找得很好，人们即使一时不了解其中深义，却也能从词面感觉上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只要是中国人，遇到看不下去的人间祸孽，就会大声喝问“天理何在”“良知何在”？

这种世俗喝问，其实也就是把事情顶到了最终底线。在最终底线的划定上，恰恰与这两个概念的哲学意义相当。

“天理”和“良知”，理学和心学都说，但一般认为，理学重在“天理”，而心学则重在“良知”。

理学在哲学史上被称为“程朱理学”，其中“程”是指程颢、程颐两兄弟，朱，则是指集大成者朱熹。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正是理，决定了天下万物的由来和规范。他把由来说成是“所以然”，把规范说成是“所当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