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你呢。”正在电视前和父亲一起看直播的傅悦然杵了杵父亲的肩膀道。

“呵呵。”傅州微微一笑。

红毯现场，丁宁继续道：“当然，一个门类的流行，不是个别人的功劳。我之前提到的几人只是集大成者，而不能代表这个门类的全部，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他歌手为此做出的贡献。”

“回到国内流行音乐发展这个整体上来，当这些在西方已经共存了已经至少半个世纪的音乐门类，在开放后短短数十年间陆陆续续传播过来时，他们很奇妙地没有一拥而上，而是根据当时最流行的趋势，出现了层次。于是，这个层次造就了大家现在的普遍审美。”

“在国外，这些音乐由于是慢慢演变的，历史悠久，所以大部分音乐门类基础都很深厚，大家不会顾此失彼。而我们就是短时间内，被一波又一波浪潮冲击的过程，喜欢上了这个，马上就把另一个丢了。根源在于，从本质上来说，主要还是因为这些音乐体裁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他们是舶来品，缺乏根基。”

“而且，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他们一度适应了我们的文化，后来又不适应了，于是渐渐被我们疏忽遗忘了。不适应的方式多种多样，民谣的不适应，大体是因为过于简单，操起一把吉他弹唱就是民谣，只要懂点音乐基础，会弹吉他，就能创作。”

“搁以前大家都没接触过这种音乐时，会觉得，哦，好纯粹，很好听，但现在大家都经历了多元素流行音乐的洗礼，就不够看了。”

“所以，你为民谣带来的改变，就是在其中运用了许多新的乐器，对吗？”臧路平插话道。

丁宁道：“为民谣融入更多的乐器，不是从我开始的，可以说自徐善老师那一辈起，民谣就已经走出了一把吉他的桎梏。像他们那辈民谣歌手，很多人都受到了俄式民谣的影响，俄罗斯的民族乐器运用的特别多。我指的元素，不只是乐器，而是整体的编曲层次。”

“明白了，就像《贝加尔湖畔》和《生如夏花》一样，里面的编曲元素很丰富，所以你的民谣才能红起来。”臧路平做出恍然状，道。

丁宁点点头，道：“对，这两首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之于摇滚的式微，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国内摇滚圈的整体错误。他们对西方摇滚精神的领悟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陷入了反体制的怪圈，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因素，还被打上了地下和叛逆的标签。”

“任何音乐，不仅仅是音乐，任何文化门类，和政治牵涉过深，都会死得很快。兴许许多摇滚歌手，觉得自己能和什么什么对着干，就是大无畏，但这就把这个音乐门类的后路堵死了。而且地下、叛逆两个标签，在国内市场很小。”

“一来，国内家长的普遍教育方式就是约束，要讲规矩，你要玩什么地下、叛逆，铁定是要挨巴掌的。”丁宁这话一说，周围是笑声一片。

丁宁跟着会心一笑，继续道：“二来，国内的社会群体构成和国外不同，他们是混合型的社会。而我们虽然有56个民族，但我们都是黄种人，接受的教育整体上都是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没有地下文化的土壤。”

“可以说，摇滚就像曾经的某个社会群体‘愤青’，一度很火的一个群体概念，是吧。但现在，愤青很在？已经瓦解了。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变革，以及三观的改变，愤青这个群体从整体性上消失了，摇滚也类似。”

“当本该本土化的音乐门类，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脱离了本土，还一味地去触碰某些红线，自然也就死翘翘了。兴许有人会说，至少他们的音乐，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让一代人觉醒站起来了。”

“很抱歉，我不觉得，闻鹤洋老师也不觉得。当时的社会环境，注定了一代人的思想会站起来，摇滚不是催化剂，不是催生思想浪潮的起因。相反，他们被当时的思想浪潮绑架了，正因为当时有那样的思想浪潮，才会有那样的摇滚。纵观现今的流行音乐，也是一样。”

“当然，当时的摇滚确实影响了一些人。可同样的，我相信我的摇滚也能影响一些人。而这样的影响，并不能带动社会的整体变革。摇滚连国内的文化根基都影响不了，衰败成这样，更别谈社会根基了。”

“你要说影响了一批人的思想，那是正确的，但涉及到社会层面，很抱歉，至少国内没这么伟大的音乐。没有一首歌是《我有一个梦想》，何况当时的摇滚，主流是讽刺抱怨，而不是呼吁，你觉得他们在抗争，他们其实更多的只是在发牢骚，所起到的作用，和呼吁是截然不同的。”

“你从那些摇滚中得到的是怨气，而不是勇气，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