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正因为如此,常林的名气,在河内的很大,不畏强权的事迹在河内的士民妇孺中广为人知。
阎行入主河内,不想重蹈前面两任太守王匡、张杨的覆辙,他们以强权刑罚、兵马刀兵来压制河内的士民,巩固自己的地位,虽然能够得一时安稳,但是长久的隐患众多。
河内衣冠逃离、黔首侧目,这就是张杨虽然坐据了河内这个大郡,却在短短时间内,就被来自河东的大军彻底消灭的重要内因之一。
他能依赖的只有那一支他带来的并州兵马,一朝战败失利,被河东大军打残,张杨就失去了所有翻身的机会。
阎行鉴于如此,已经决定了,要上表长安朝廷,以常林为河内太守,推行以“河内人治河内”的制度。
这虽然和桓帝时的“三互法”,即地方官员籍贯回避制度相互违背,但是阎行坚持“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念,依旧下定决心,在战后连续三次修书前往上党,邀请常林前来野王一晤。
身在上党的常林,思虑再三之后,就启程下太行陉,进入河内,前来野王与阎行相见。
究其原因,除了阎行信中所言的上表长安朝廷,请授自己“河内太守”一职之外,常林还有另外的一番想法。
他想要亲自来见一见这位近来在三河之地声名鹊起的平北将军。
与阎行在平定河东之后,才听闻常林在上党抗拒张杨剽掠兵马、拒绝并州刺史高干的事迹不同,身为河内名士的常林却是很早就听闻了阎行的名声。
只不过阎行的名声、事迹毁誉参半,让人捉摸不透,心生疑虑。
早在王邑当政河东之时,阎行就有“鬼校尉”的名声,有人说他平贼安民、国之干城,有人说他折辱、擅杀官吏、衣冠,骄横跋扈。
到了董卓伏诛之后,有人说他是董逆党羽,命在旦夕,结果长安遭难,他摇身一变,摆脱了董逆余党的身份,变成了河东太守、平北将军,还驱逐了王邑、平定了境内大姓豪族的卫固、范先的叛乱。
再到了当下,依然有人说他屯田安民,是保境安民的“贤太守”,也有人说他“聚谷厉兵”,野心勃勃,恐非并非是国家的良纯之臣。
这众多的流言传说,造就了阎行本身一个复杂难明的形象:他野心勃勃、好战跋扈,他体恤民生、折节下士,他兵逼长安、乱臣贼子,他保境安民、贤良太守。
就如同他现下所做的事情一样,阎行若不是野心勃勃之人,就不会冒着安邑被袭击的威胁,征发大军攻占河内郡,可他若是单纯的贪恋权势之人,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以刀兵、刑罚的强权,来确立、巩固自己在河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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