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以最辛劳的方式声援家乡斗争,直到累死。乡亲们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邀请乔治·桑参加。乔治·桑拒绝,含着眼泪说:“这下你们满意了吧?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另一个肖邦了。”
显然,这又碰撞到人世间的另一个两难结构,所有的观众都无法作出明确判断。只要略懂音乐的人都会为肖邦的早逝而抱憾永久,但却又难于厉声斥责与肖邦死因有关的那些悲泣的乡亲们。
正是这种“势均力敌”,反映了人类的一系列重大犹豫。两方面都“理由充足”,因此都在把对方引向深刻,构成了一种“危势平衡
”。这种对峙,使作品非同一般。
第五个例子,仍然是好莱坞电影,《克莱默夫妇》。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女演员斯特里普和男演员霍夫曼还都年轻,却让全世界眼睛一亮,但我今天不讲表演,还是讲文学上的两难结构。
一个到处可见的普通家庭,丈夫过于投入公司的工作而难于顾家,妻子很想找一份家务之外的工作,两方面都繁忙起来就顾此失彼,连孩子也无法照顾,无法调和只得离婚。看起来双方为了争子越吵越厉害,却因焦点一致,也就越吵越近。最后,所有的观众都希望他们复婚,而且两人也有了这样的意愿,但又明白,一旦复婚便会重复离婚前的全部悲剧和闹剧。该怎么办?无解。
因为无解,这个作品也就与千千万万陷于苦恼中的男女有关,而没有让一个简单的结论关闭后门。
五个例子,都比较现代。但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深入论述,而他论述的范例主要是古希腊悲剧。可见,两难结构在美学上贯通古今。
黑格尔把两难结构的哲学原理,归结为“两个片面都具有充足理由,相持不下又相辅相成的悖论”,也可称之为“二律背反”。
由于“背反”的是“律”,而不是故意设计的戏剧情节,因此这种“背反”是两强共构。如果对峙的两方面有了强弱,那就很快构不成对峙,对峙成了虚假。
只有极少数对峙是永远没有强弱之分的,永远犄角对犄角、针尖对麦芒,才被稀世慧眼发现,并分辨其间的对峙究竟是意气所致,还是“天律”所致。凡是“天律”所致,便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痛痒之处,因此也是大艺术家的投命之处。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几个最高典范,都是两难结构,而支撑两难的就是“天律”。我在前面所举的五例,虽属现代,也是“天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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