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任用蔡京为宰相之后，蔡京立即开始对元祐党进行打击，其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手段之狠毒，可以说骇人听闻。

（具体就不说了，想知道的，自己去查。）

只说，从崇宁元年夏天到崇宁三年夏天，蔡京组织力量，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元祐党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彻底大清洗，总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成员。

赵佶下诏：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衔，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举。

蔡京请赵佶将这三百零九人的姓名御书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礼门外东壁之上，播告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录用”。

这就是所谓“元佑党人碑”。

蔡京还遵旨手书元祐党人姓名，发至各州县，要求各地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蔡京对元祐党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为变法改革开辟道路清除障碍。

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关键，蔡京的政治作风，一贯雷厉风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这让赵佶感到很不舒服。

赵佶因此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

对蔡京的强势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

直到崇宁五年正月，机会终于来了。

当然，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当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

如此天象，让信奉道教的赵佶有些惊慌不安。

一些大臣便借机上书，说朝廷政策有阙失。

中书侍郎刘逵趁机劝赵佶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并说：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赵佶采纳了刘逵的建议，一天半夜时分，他派出一群宦官至文德殿，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忽然发现石刻被毁，遂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赵佶实在是无法容忍。

不久，蔡京罢相，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然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事业全部废止。

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可那时社会上开始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数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赵佶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觉得他们两个蠢货除了会破坏以外，什么都不会，进而对罢免蔡京之举有些后悔。

而且，客观地讲，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的确让当时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一、政治上，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

二、经济上，重视农桑，鼓励开荒，尤其是调节了茶、盐、钱法等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三、军事上，大宋出兵十万征西，收复青唐失地，巩固边防，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

四、教育上，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教育网络，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举，史称“崇宁兴学”。

五、民生上，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漏泽园则是政府划出地皮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惠及全民的一项民生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

回过味来的赵佶，觉得他根本就离不开蔡京，于是又令蔡京复相了。

可赵佶依旧担心蔡京专权架空他，进而在任用蔡京等新党的同时，也大量任用旧党，两党又开始争斗起来。

到了宋钦宗赵桓登基，蔡京彻底离开朝堂，被打为六贼之首，再无人能压制党争，新旧两党的争斗全面爆发。

公平的说，赵桓之所以战和不定，一直左右摇摆，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在新旧两党的争斗当中左右摇摆。

换而言之，新旧两党的党争，是促成靖康耻的原因之一。

秦桧所实施的商政，源自于新法（其中又加以一定的变化）。

这是典型的新党思维。

因此，秦桧自然而然的就被划进了新党的范围，自然就要遭到旧党人士的打压。

那些雪花一样的弹劾秦桧的奏折，其实主要是旧党人士在抨击秦桧。

新党人士见此，纷纷摩拳擦掌，准备予以还击。

换而言之，随着汴梁城解封，政治全面恢复，新旧两党的争斗也开始抬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