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咄咄逼人、无止境的侵略扩张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不得不由妥协向抗日方向转化,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1937年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共这对冤家兄弟,终于又要联起手来了。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1937年8月19日,国民党同意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以后又按照抗日部队的序列,改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红军主力部队的改编,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以及此后的改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936年底,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南方红军游击队中洋溢着一种乐观情绪。在当时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对是否释放*这一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与会的大多数人都在高兴地预测事件的走向:“抓*,杀*,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绝对不能放走他!”“捉了*,全国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我们也该下山了。”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大家有所不同,认为释放*的可能性很大。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他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势必将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进程。这也就意味着抗日的革命**即将到来。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根本方针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他们在近期对游击队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更大。*告诫游击队的同志们不能有片刻的松懈情绪,要做好各种准备,随时防备国民党军队接下来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果然不出所料,事态发展证明了*的判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虽然原则上同意联合红军抗日,在华北停止了对主力红军的进攻,但在与**谈判的同时,对南方游击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清剿”。这使得双方在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上一直处于僵局。
为了尽快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始终把陕甘宁边区和南方游击区、主力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作为整体来考虑跟国民党谈判。但*顽固地采取不承认主义,并密令南方八省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敌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
为此,国民党先后调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对在南方坚持革命的红军游击队,秘密进行“搜剿”、“追剿”、“堵剿”。国民党军的这次进攻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凶猛的一次。那段时间也是各个游击根据地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几个月。部分游击支队在此期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东军分区政委卢文清等一大批军事骨干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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