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岳麓书院。蒸蒸日上的长云市,演化着一场大变革,而此中的变革演化正是在这千年的学府之内。
这块令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湘南人周敦颐影响甚大。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
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儒门,后世儒家弟子也并不只是那些坚定与自己成见的腐儒,更多的是经久不衰的正气浩然,正如岳麓书院存在的浩然之气,可以毁灭书院之根本,但教化在人心中的正气,却浩然长存于世,而朱熹等人就是这其中的另类。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而这与后世主流儒家弟子倡导的君为主,民为轻刚好相反,那时候的一些儒家弟子虽然没有抛弃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也懂得不是迂腐的跟着圣人学,而万立命为根本。
修身齐家治国明天下,这句儒家至理真言任何人都无从反驳,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路,对其理解也不同,而在张式朱熹乃至王阳之等人却理解出了不同于后世儒家墨守成规,不敢反驳圣人观点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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