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空庭一事无,秋风春雨自团蒲。
而今始解闲非偶,到得能闲几丈夫。
一般的中国人,眼中的大丈夫莫不都是顶天立地的伟岸男子,若不是“孤臣白发三千丈”,便是“把栏干拍遍,无人会,英雄意”。但这位罗念庵,却认为大丈夫须得具备赋闲的胆识。坐在团蒲上享受春风秋雨,作为常人,是不难做到的事情,但作为经纶满腹的智者,的确需要道德上的勇气。不思钟鸣鼎食,也不当龙袖骄民,这要拒绝多少诱惑啊!
官场上的失意者,大都选择山林以颐养天年。这似乎已成规律。其实,即便是显官,又何尝不把终老林下作为上善的选择。战国时的范蠡,辞去越国丞相之职,带着绝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这是多么美丽的结局。我总觉得,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因范蠡的启示而吟出。兹后,急流勇退的显官多得枚不胜举。还有一种为官者,既不显也不贬,只是觉得自己的学识与性格不合在官场久呆,索性也就寄情山水。唐代大诗人王维,便属于这一类,他有一首《酬张少府》的五律,单道这事: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返回山林的理由,是因为他心中无治国驭民之长策。这也许是一句真话,唐史上虽然有他的列传,却并不记载他的政绩。尽管有这些佐证,我仍然觉得王维的话有“遁词”之嫌。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长策,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当官上头。古人有言:“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可见,中国士大夫有蔑视富贵的传统。一味追求富贵,会遭到清流们的白眼。但是,追求功名,却是一般读书人的热衷。如果把读书人分为三类,则可以说是下等求富贵,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普天之下的士子,以下等与中等居多,求道德者,则凤毛麟角。“君问穷道理,渔歌入浦深”,这已是求道德的表现了。在何种样的境界中来思考道德的真谛呢?“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寥寥十个字,为我们勾划出宁静到极致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
四
如上所言,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所有为官者都喜欢山林。其实不是这样。唐人诗:“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中国古代的官员,其主体都是读书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主体也是读书人。前些年,当“知识就是生产力”见诸报端并被惊为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我曾戏言,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钱美色,尽在书中。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似应视为一个整体。但若究其人品操守与价值取向,分岐却是无法弥合的。岳飞与秦桧,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在历史中并非个案。卑鄙扼杀高贵,终于在文化革命达到全盛。每遇 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道德。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权力滋生**,权力更滋生丑恶,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所以,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洁身自好,他们只能退隐山林。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真不愧为圣人言。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译的,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那么乐于官场的人又算哪回事呢?这只能说,士大夫即便为官,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满,哪里还会有丘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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