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水路的话，一条船，一批划船的人就够了，所需要花费的也只是人吃的一些粮食，其他的什么花费也没有。

要知道，在赶路的时候，骡马吃的比人多，有时候吃的还比人金贵。

碰到难行的道路，还容易出现极大的损伤。

行船同样有损伤，但机率却远远比行路小。

所以，苏洵在渤海府设立的港口，绝对是商人们最喜欢，也是商人们最愿意去的地方。

一个涉及到上千万人生意的港口枢纽，每一岁的商税税收，自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苏洵预估了三百万贯，都是保守估计。

毕竟，辽地可是有许多让人眼馋的奢侈品存在，奢侈品往往重量轻，价值大，能收到的税，自然也就多。

比如辽地的人参、东珠、奇珍异兽的皮毛、珍贵的木料等等。

有人或许会质疑，说辽地拥有财产的百姓只有大宋百姓，罪籍没有财产，所以不参与买卖，拉动不了消费。

那只能说你小看了大宋百姓对劳动力的重视。

在大宋，特别是农忙的时候，牛、马、骡子等，吃的都比人好。

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农忙的时候要是吃的多了，其他人很有可能就得饿肚子。

大宋百姓要用那些罪籍耕种，就一定会让他们吃饱穿暖。

一些百姓说不定还会给他们提供生儿育女的机会，让他们为家里增添劳动力。

甚至，有心善的百姓，会把那些为自己家出死力的罪籍当成自己人看。

所以他们中间肯定有不少人会花费钱财，为那些罪籍购买很多日用的东西。

在他们彻底成为地主老财之前，他们会对自己手底下首批的功臣们保持相当大的善意。

唯有在他们成为了地主老财，享受到了剥削的利益以后，他们才会进入到剥削的层面上。

所以苏洵预估的三百多万贯的税收，只会多，不会少。

就是如此巨大的一批财富，朝廷居然视而不见？

是朝廷飘了？

还是户部的人飘了？

寇季长吁了一口气道：“此事确实是朝廷不对……”

范仲淹见寇季认可了朝廷不对，就继续道：“学生为了让陕西府的百姓富起来，在陕西府设立了许多作坊。

为了避免陕西府的豪门大户借着商税收税权，打压百姓们赖以生存的作坊，学生奏请在陕西府设立税务衙门，收回豪门手里的商税收税权。

可朝廷居然以无此先例，将学生给回绝了。

甚至下发文书给下官，让下官别带着百姓们操持贱业，让百姓们回去安心务农。

他们要是有田耕种，更从田里得到一切，能借着田里出产的粮食吃饱穿暖，学生又干嘛费心思让他们去操持贱业？

难道学生不知道在我大宋，商籍远远低于农籍吗？

他们都吃不饱了，要占山为王了，要聚众造反了？

还提什么商农的，有意义吗？

难道他们沦为了土匪，朝廷才会意识到他们吃不饱？”

寇季叹了一口气，幽幽的道：“此事也是朝廷不对……”

范仲淹又道：“古蒙府那边，张方平奏请朝廷从河西府调拨一批树种过去，想效仿李公，带着古蒙府的百姓们一边种树、一边耕种。

可朝廷居然让张方平自己和李公协商。

李公告诉张方平，河西此前经历大战，许多树木被毁坏一空。

无偿给张方平提供树种的话，百姓们恐怕不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