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都该杀这样说有些太武断了我看农民无地而地主有地这样很容易形成雇佣关系就好像商人和雇工一样问题是这个尺度太难把握了过分的强调土地归国有这只会激化政府和地主的矛盾与我们目下的形势十分不利当前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的维持稳定等天下大定的时候再仔细研究到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孙元化是个固执的人尽管他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这些东西毕竟没有形成体系孙元化对于自己在山东的业绩很是自诩所以经常拿出来作为典例毕竟他曾经主理山东在土地政策上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且稳定了山东的形势。

“要我看还是应该从税制上进行改革自张居正去世后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国家税制改革完全失败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曾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赋役是百姓应当尽的此乃王法也但问题是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这才是挑动天下大乱的原因遇有大灾和兵祸国家制定的税制得不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国库没钱赈灾百姓税负加重忍无可忍才造反。以我在山东的经验来开只要税收合理稳定一方是不成问题推而广之则天下太平。”邓希贤总是关心这方面的事。

“我觉得孙福亮说的有道理如今的地主简直就是在吃人他们甚至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农民辛苦一年到头来一无所有既然我们总是说要为天下百姓着想那么就不应该考虑地主的利益有手有脚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自食其力要靠盘剥别人为生。”李岩反对道为了这次会议他在民间作了详细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所以他是土地改革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眼见众人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不由得着急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皇帝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在我看来这种症结所在就在于：第一国家未能给予一切私人财产同等待遇、同等保护。官府不尊重百姓的财产权任意征用百姓私有财产因此百姓不断失去土地而土地兼并无法遏止。第二国家试图把百姓永远束缚在土地上、不准他们另谋出路阻碍了商业的展使天下越来越不稳定、土地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第三最关键的是由于百姓无权选择政府使得官府逐渐变成在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的祸患。寄希望于政府定期调配土地或者“薄赋轻徭”减轻百姓负担都无异于缘木求鱼。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们到底是要当皇帝千秋万代“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还是要给百姓谋福利找活路这是根本。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其它问题上纠缠不清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大家还是在这方面多动脑筋吧。”一番话下来我慷慨激昂所有人都不再言语了显然我所说的有些过于前了这些人一时间没有办法消化理解。

“好啊说的好元度的见解我自愧不如虽然他的话有些我不太明白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徐光启第一个对我表示支持有他这样的元老级人物给我押阵我心里稍稍有了底因为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难免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这是和这个时代相违背的主义在中国不仅早熟而且特别长寿。

虽然先圣们自古就有“取于民有度”之类的训诫但这类“民本”思想早已被主义驯服沦为帮凶。正如魁奈所说“在君主的国家里最关心的一件事是任意向国民征税；这种征税看来并不服从于自然规律所规定的规章或限度”。所以如果“民”仅仅是事实上的国家之“本”而不能作政府之“主”即人民无权选择政府、无权决定政府的规模和功能、无权决定税则那么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力量能够防止依靠人民税赋养活的政府演变成“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的权贵集团。历史从反面证明：没有主义的彻底终结就没有财产权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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