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面的书籍，李肆着力推广，而哲学方面，特别是对后期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的那些书，李肆转给段宏时和薛雪为首的天主道研究者们，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刻意禁绝了外传。

之所以这么谨慎的原因，是李肆觉得天主道还欠缺很多东西，段宏时的担忧也正是这点。欧人在否定君权神授，正在酝酿启蒙运动，要进一步摆脱君权，让国家政治结构继续蜕变，可华夏这边却不能学着干。人家那君权本就是有限的，政治格局跟华夏不是一个路数。而英华所倡天主道，在君权和“人”权之间，衔接还存在问题。

直白说，李肆不要君父，那就丢掉了董仲舒所完善的君权天授。那么英华君主又该有什么法统，来确立自己和上天的联系，来立这君王之位？

李肆虽有方向，段宏时也划出了轮廓，但远未完善。而就在此时，三贤书院最近的动作，特别是在立明禅让一事上的表现，让李肆认识到，英华的另一个敌人，正在渐渐成型。

这是英华自己培养起来的一个敌人，原本在明末就已经崛起了，那就是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晚明新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来自东林学派，这一学术思想的社会基础，则是工商繁盛，对束缚在身上的朱明皇权很是不感冒的江南。

现在英华重工商，抑官儒，这一派倡导虚君的新儒自然就冒了出来。他们不愿意脑袋上还压着一个掌握实权的皇帝，想要以儒家取自道家的“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等等工具来掌控权柄。从政治得利面来说，这一派曰后必将跟工商融汇。从思想派别来说，这一派的未来将会倡导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跟着官儒一道推动立明禅让，是这“三贤党”的初生萌动。

从思想的大方向上来说，三贤似乎是先进的，可这思潮只能让最活跃的工商得利。即便是李肆将英华推进到工商大发展的大时代里，这个方向终究无法代表所有阶层的利益。

以前明论，东林党只代表儒教官僚，代表东南工商，农民？西北？喝风去！三贤党只代表儒教和官僚，最后在英华的框架中，渐渐还会如东林党一般，与工商寡头合流。

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来代表其他人？一国终究有士农工商兵，终究有贫富贵贱，谁能代表所有人？华夏历史，成于一统，也苦于一统。所凝出的政治大生态就是：我代表，我统治，我奴役。没有并存，没有合作，没有共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