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是第二次前往赛里斯了,在另一个位面,这艘商船在完成第三次东方之行,满载丝绸、瓷器和茶叶驶入哥德堡港时,就在港口外触礁沉没,只抢救出了三分之一货物,依旧获得了50%的利润。在这个位面,“哥德堡”号能跟随湘江号去赛里斯,想必会有不同的命运。
施廷舸临行前还颇为忧虑汪由敦等通事馆人员的安全,建议将随船的五十名伏波军留下,罗马教廷对赛里斯的讨伐在葡萄牙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动荡,接连多曰都有虔诚教徒在公使馆外示威。
汪由敦拒绝了施廷舸的建议,他解释道:“欧罗巴的天下已非教廷所独掌的十字军时代了,罗马教廷就是一只落水狗,我们赛里斯来打这只落水狗,还不知有多少欧国暗中窃喜呢。”
里斯本宣言对欧罗巴启蒙运动的推动还是一股暗流,而露在明面上的激流则是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欧罗巴大多数政客看到罗马教廷的激烈反应后,开始将里斯本宣言理解为赛里斯借踩罗马教廷之机,希望跟以新教为背景的反公教势力结成更广泛更深入的联盟关系,这些势力正是以不列颠和荷兰为首的新兴欧罗巴国家,就宣言的前二十年影响而言,这个理解是基本正确的。
汪由敦还颇为不屑:“罗马教廷的‘绝罚’就是对我英华的恶毒诅咒,陛下年纪见长,脾气也见长,还有更多苦头等着教廷吃呢。”
怀着沉甸甸的收获和无限期待,施廷舸于1741年2月踏上归途,中途还因在非洲和印度洋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包括在靠近红海区域遭遇海盗,组织了一场多国联军清剿海盗的行动,又在锡兰调停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争端,直到1742年年初才驶入南京黄埔港。
等待施廷舸的是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及连升两级,晋为封号少将的荣耀,这也是英华陆海两军自开国以来,首次对活人直升两级。十多年后,当乔治安森晋升为不列颠海军上将,统领地中海舰队时,施廷舸也已是海军上将,统领西洋舰队。两人隔着古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间遥遥相望,携手宰割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埃及,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倡议最早也是他们联合提出的。
安森的大冒险终结,施廷舸的环球航行还未结束,还有更壮阔的人生等待着他们。而汪由敦的里斯本宣言如一股清风,原野上草木仅仅只是低伏。赛里斯公使与罗马教廷不断升级的口水仗为欧罗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赛里斯的名字在欧罗巴也不再陌生,不仅普通人耳熟能详,也成为各国上层政治运筹所难以忽略的对象,除此之外,世界似乎没有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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