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坤利用自己的地位,关键是自己带来的圣旨和皇帝的授权,以及自己的习惯和脾气,把会场的官员整体训斥了一圈。
首先定下了一个主要的基调,所有牵扯进女子科举事件的官员,现在都属于罪臣了,接下来的所有行动都是赎罪。
他们在后续调查过程中的表现,直接决定了他们以前罪行的最终处罚方式,也就是禁止升迁的时间长度。
而这个具体的评价标准,虽然不完全掌握在朱靖坤手中,但是朱靖坤的报告显然是最关键的因素。
然后询问了解各地的基本情况,现场重点问了几件相关事情,同时依靠这些事情,再做具体的提醒和警告。
既在气势上压制所有人,也给出一些对官员也有好处的提醒,总体上控制当前的局势,让所有官员总体上服从和配合自己。
最后给所有的提学官安排了一些具体的命令,主要是就女子科举的问题采集地方士绅的观点。
让所有的地方官员和提学官回到辖区之后,给辖区内的所有官吏和拥有生员、举人、进士功名的百姓发通知。
让这些地方士绅提前准备自己的观点并撰写报告。
作为江南提学官的朱靖坤,接下来会在江南地区巡视并接见这些士绅,查阅他们的报告并与他们的代表现场讨论。
最后整理出江南士绅的意见汇报给朝廷,最终决定是否允许女子参加科举,以及如何科举。
朱靖坤觉得自己能够大致猜到结果,但不敢用猜测取代实际调研。
该具体做的工作还是要做完,然后在与自己实现的分析总结做对比,验证自己的分析逻辑是否有问题。
朱靖坤这种皇子接受的教育与普通士绅不同,甚至于实际做事的官员都有很大不同。
事情的具体结果如何,对他们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已经习惯利用这个过程,验证和加强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总判断能力的高低,其实是对社会运行逻辑的掌握程度决定的,也就是俗话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
去地方调研倒也不需要朱靖坤专门安排,提学官本来就不能常驻在三司衙门驻地。
本来就要在辖区内的各府巡视并主持岁试,检查学校和学生的情况。
这里的学生包括已经取得功名的秀才,以及学校的学生。
天工朝以来,大明的教育和科举系统,正在迅速分化成两个互不统属的体系。
一个当然是传统的科举路线,朝廷不管启蒙的学习过程,学生在社学或者私塾学习甚至自学都行。
自认为有能力了的时候,可以请里正和一个秀才以及四个同乡共同签字保举,然后就能去去参加正式的考试了。
历经县试、府试、岁试成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成绩比较优秀的,有机会直接调到衙门当吏员,同时也就有俸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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