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些外交方针和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面前耀武扬威,而中国当时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政治色彩很浓的政策,相当于自己背着一副镣铐在跳舞,自己束缚自己,因此中国与以色列改善关系非常困难。直到后来中国摒弃了过去的那一套外交政策,坚持走务实路线,不搞大包大揽,不对其他国家做出自己无法完成的承诺后才与以色列建立了大使级关系。
郭拙诚现在就是建议中央大佬提前走务实路线,提前与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关系,与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是有益无害,只要自己不戴着镣铐跳舞。与以色列关系的改善,不仅仅是中国能从以色列得到多少高科技,也不是中国向以色列出售多少武器能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通过与以色列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各国输出一个信号:
中国已经开始走务实路线了,只要哪个国家对中国有用,哪个国家就可以成为中国的好伙伴,好朋友。
世界的政治家都是聪明人,他们除了惊讶于中国的改变外,有人也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反向解读,那就是如果某些国家对中国无用,甚至不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拖累中国,很可能会遭到中国的抛弃。这样一来,中国自然不需要再如以前那样勒紧裤腰带饿着肚子无私地帮助某些国家了。
这无疑给某些贪得无厌的国家敲响了警钟。
只要世人有了这个印象,中国将来就可以轻松地解决与南-朝鲜的建交问题,解决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关系问题,无论政策怎么变化都不会使世人感到太突兀,有利于树立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况且,现在中国改变原来的外交政策有着与前世无可比拟的优势,而没有前世的风险。
第一,前世中国有求于中东国家在政治上的支持,在经济上的相互提携,虽然两伊战争中伊朗和伊拉克都需要中国的武器,但中国生产的武器是最常见的常规武器,除了中国能够提供外,不说苏联、美国和法国这些军事强国可以大量提供,就是北朝鲜、印度、瑞典等国家也能大量提供,而且伊朗和伊拉克确实从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购买了大量武器,只是因为伊朗反对西方国家也反对苏联,从而从那些国家购买的少一些而已。
而当时中国的军工企业陷入困境,很需要这个市场为军工企业提供血液,中国是有求于他们的。为了出售这些常规武器,中国为此做出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价格方面也尽可能地优惠,以便与欧美国家的武器拉开价格差距,以吸引购买者的购买欲。
现在与前世不同的是,现在有很多国家哭着求着购买中国的武器,特别是精尖武器,即使价格明显超出国际平均价格,他们也抢着要。不但是这些科技相对落后的阿拉伯国家,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甚至以色列、西班牙、英国等科技发达的国家也需要。中国的军工企业的境遇也与前世有天壤之别,它们已经不需要靠低技术含量的武器来养活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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