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

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

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但等到麻烦一来，就后悔莫及了。

大唐便是这样垮掉的，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

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保守派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

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

可以肯定的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看动机，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惹得民怨沸腾，最后成了腐.败者聚敛财富的盛宴。

“推进改革自然是唯一正确的作法，但是如果太激进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叶开对楚静萱说道，“我在辽东的时候，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国企改制的方式很多，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情况都惊人的相似？一家原本盈利能力很好的企业，突然在短期内巨亏破产，然后摇身一变成为私人的企业，却又神奇地起死回生，难道这真的是因为体制不同所造成的结果？改变一下体制就能够立竿见影了？这显然是很荒谬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