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朝群众不乏因勾院的设置人心惶惶,而内朝延英殿的奏对则与此关联性并不太大。
财政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财务的审察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财政的预算与立法,赋税征收,官产经营,财物的存储管理与使用,以及市场和物价的管控等各种行政事项。
现在既然以勾院总揽勾检大权,那在延英殿这一最高的决策场合,便无需再为此多费唇舌,重点还是讨论其他财政事项的处理方案。
圣人并诸员各自坐定之后,中书侍郎姚元崇便抛出第一个议题:“向者国家度支,需量入为准、以判出。今秋度支计量,亦法此旧绳,但世博会后前法已废,亟需速作更迭,才可敕为来年诸州政治准绳。”
度支预算乃是一个国家未来一年行政维持之根本,是一年财计至重。按照原本的行政流程,诸课役所收每年计簿送入尚书省,以供度支预算来年诸事,这一程序要在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
定案形成,开年元日大典结束之后,再以制敕的形式降给诸州朝集使,返往诸州,作为来年的用事准则。
世博会之所以安排在九十月筹备举行,除了这一时节贡赋俱备之外,也是为了配合度支方案的计定。不过今年这个情况实在太特殊,因为世博会的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严重超标,这就造成尚书省度支方案完全无涉这么庞大的一块,从而难以执行。
别的不说,单单商货通行沿途所产生的各种地方税务增收,根本就没有在预算方案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一部分收入、地方官府收是不收?交是不交?
姚元崇提出的这个问题颇为严峻,现在已经到了腊月初,距离元日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既要完成财事的审察,还要重新作出一份度支预算。
姚元崇话音刚落,因二宗事了而升任门下侍中的杨再思便开口叹息道:“圣人享国兴治,库藏丰储,倍益往年,世道惊艳之外,却是事员忧苦。往年度支量入而判出,但今财情入涌无准,更以何凭判出?”
听到杨再思的话,坐在御床的李潼脸上便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要不就说杨再思这老家伙情商高,既点出了问题所在,还不忘拍上一把圣人的马屁:咱家圣人太牛逼,搞来这么多的钱,让大家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真是坏坏!
不过这两名宰相提出的财政预算量入为出的问题,还真的不怎么好解决。
大唐财政预算,遵循一个量入为出的原则,按照收入的多少去计定来年开支几何,这也是历代以来国家财政的一个原则性思路。
想要做到量入为出,那就首先要确保国家的整体收入是可以计量的。
这在初唐时期,自然并不困难,朝廷施行均田制,田亩、人口恒有定数,租调所收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变量,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便能将国家财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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