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涉及命案、重大财产或声誉损失案，不可告御状（否则就是违规，要劳改），而是该走公车上书的路线或者匿名向当地监察史、高级官员投诉举报。

告御状要找讼师写状纸，呈交帝都大学法务学院在长安的专门负责接待告御状之人的办事机构洗冤所，先由学院大学生组成的洗冤小组调查清楚，若情况属实，则将涉案人员全部革职查办，然后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告御状与公车上书制度联合起来，可以有效的震慑那些还有良知的官员不要越陷越深。

此外，刘曜为了理清吏治，还做了养廉金与首告无罪制。

治乱循环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魔咒，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权摆脱了这个魔咒。

后世有很多学者都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类比了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有的人甚至认为将国朝的官员配制到村这一战时动员体制也搬了出来，而近年来取消农业税并逐步消减乡村干部数量的做法打了此等观念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世学者们细查中国历朝也无法得出解决方法是必然的，有位历史作家干脆认为这是个无解的难题。

为什么说吏治是治乱循环核心的原因？

这里吏治，不仅仅是指文官的清廉程度，但文官的清廉是核心。

自宋以后的朝代都实施以文制武的制度，也即是后世现代国家通用的文官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文官贪腐，必然会导致军队的日益贪腐。

管理者贪腐了，你还能指望被管理者不贪腐吗？

而贪腐，必然导致军队的战斗力日益降低，最终无法应对各种外来挑战，比如农民起义、邪教起义、外族侵略，最终亡国。

换句话说，只要无法遏制文官们的贪腐之欲，则帝国必然处于亡国进行时。

后世有位学者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即吏治曲线。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吏治这条曲线都是逐步向下的，从来没有逆转过，而当这条曲线降低到一个极点时，就亡国了。

当然，以中国之大，会不时的涌现出一些天才的军事将领，也许能够在这条曲线即使非常低下时，依然通过他们的军事天才，打一些胜仗，延缓亡国的速度，比如岳飞，比如孟珙，比如戚继光，比如曾国藩。

但是，他们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帝国最终还是会亡。

当这条曲线没有达到一个非常低下的程度时，即使面临严重的危机，以中国之大，以炎黄子孙的勤劳勇敢，都不会亡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代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诱因之一，也是北半球的气候突然降低，导致游牧民族南下。

而明英宗的军事失败，也让明帝国面临了严重危机，但此时明帝国的吏治尚没有达到最低点的无能状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