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所释放出的光芒，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鹘、高丽、大理这些国家，都争相遣使，忌惮之意，不需言表。

至于其他小国、部族，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也遣使到东京了，卑辞厚礼，态度尤其恭顺，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

新政政策颁告之后，当着满朝大臣，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表明志向，勉励群僚，君臣同心，共创盛世，护天下之太平，与百姓以安康。

另外，诸多政令的实施，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历来国家政策，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个意思，下达道州是个解释，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终跑偏，不遂人意，进而失败的原因。

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信息的传递，内外的联系，社会的发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

当年，以当下朝廷的权威，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纵有偏差，也不会太离谱。但是，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

因此，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以迎新时代，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

魏仁溥为中书令，仍居首相，主掌国政窦仪以吏部尚书，兼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雷德骧虽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龄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书，该任慕容彦超了，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书，则由回朝的国舅李业担任慕容延钊因为身体不佳，几度告老，刘皇帝准他归养，却不允其致仕，继任的兵部尚书乃是赵匡胤，直接把他从枢密院给调离了。

至于枢密院这边，也有所调整，李处耘仍稳居枢相之位，接任副使的，乃是安守忠。枢密学士承旨韩徽则高升，调至三司任盐铁使。

从刘皇帝对王溥、安守忠的任用来看，过去那些从御前走出去的文武，已经逐渐成为大汉朝廷的骨干力量了。

对于禁军职位，倒没有进行大调整，向训、高怀德、韩通仍管着侍卫、殿前、巡检三衙门，不过杨业调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廷翰出任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为侍卫都虞侯。

在这个基础上，刘皇帝再度从翰林院、都察院、刑部、宣慰司，挑选了三十多名大小官员，分赴诸道州，作为朝廷的劝政使，指导宣扬开宝新政，当然也承担一部分监督的职责。

与此同时，对于当下大汉的行政区划问题，也到了最后的落实阶段。对于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如何重新划分，也已经酝酿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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