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漠南的这些年，刘晞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在贯彻执行朝廷政策上，尤其是胡民汉化的大政上。

与榆林道那边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善政变恶政不同，对山阳下辖的胡民部族的消化吸收，是落在实处的，汉化的进程，在最近十年中，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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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开宝二十一年，几乎所有的塞北部族，都在官府的推动下，实现了编帐齐民，彻底纳入朝廷的管辖之下，详细的税收制度也切实地推行开来。

与过去相比，胡民的生产力，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而除了生产活动方式以畜牧为主之外，这些胡民与大汉底层的那些农民，从本质上来说，已经趋于一致。

汉语的推广，进展同样是突飞勐进，至少那些年轻人，已然习惯了说汉语，不管是对官方，还是对民间，这都是一个最实用也最能保障自己利益的工具。

至少，不会说汉语，是容易受骗，在塞北闯荡的汉人乃至汉吏，可不都是善男信女，过去有许多胡人就因为不通官话，遭受损失。

利益的驱动下，胡民也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懂汉话，即便不会说，也要听得懂。而原本荒言野话，也只成为一种地方土话了。

时至如今，倘若在塞北的部帐、集市中，听到一干胡民说着夹生的汉话，是一点都不值得奇怪的。

相比之下，汉字的推广，则仍显落后，但这也国情所限，语言是基本问题，文字则要高级些，连汉民都有大量的文盲，何况胡人。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汉服的推广，也没有强行推动，赵武灵王有胡服骑射，刘皇帝倒也不至于在漠南搞倒退。

但是，在胡人的上层人士中，尤其那些向大汉臣服，被朝廷吸纳的首领头人，都已经习惯穿汉服，毕竟，他们脱离了基本农牧劳作，属于知礼节的阶层了。

可以说，汉话、汉字、汉服这三件事，做得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对汉话的推广，刘晞也把几乎一半的精力都放在此事上。

与榆林那边的一团乱麻相比，漠南地区的欣欣向荣则完全衬托出来了。当然，两者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差距，也是有其内在原因了。

官府在当地的力量是其一，朝廷的重视程度是其一，部族成分、历史因素也是其一。与党项人的抱团排外不同，漠南胡民来源众多，成分更杂，并且，在汉辽大战的过程中，被摧毁了一遍，大汉是从头开始在漠南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漠北有契丹威胁，朝廷在漠南又驻有重兵，掌控能力很强。而那些归服的部族，一部分是朝廷北伐中征服的，一部分是在漠北大乱南投的，这些人，对于朝廷与汉军的强大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加上受到辽国时代统治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汉化的抵触，并没有那么深。

而不服反抗的，要么被消灭了，要么逃出大汉辖地，余下的，时间一久，自然逐渐成为大汉的顺民。

另外一方面，则是漠南乃至整个山阳地区，汉人移民，掺沙子的效果比较好，从基层夯实了朝廷的统治，压制了胡人分离的可能。

毕竟，与榆林沙碛密布的情况不同，漠南可是塞上江南，广袤的草原，优良的牧场，充足的水源，这可比其他边地的吸引力大多了。

尤其是，大汉对牛羊马驼等牲畜的需求几乎是无穷的，不论是畜力还是畜肉，乃至毛皮，都极具价值，都是**裸的利益。

随着朝廷的宣传，以及各种民间传言，有大量的汉民蜂拥北上，圈一草场，养羊牧马，然后售卖，获取经济利益。

这种利益驱动下的行为，比起朝廷费尽心机手段，使的各种移民政策，要有效得多。

当然，即便有再多客观有利因素在其中，漠南民族问题的解决，晋王刘晞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视了。

在很多胡人眼中，刘晞不只身份高贵，为人公正，对胡民并无鄙弃，处理事务纠纷，一视同仁。比起那些一味地维护汉民的官吏，刘晞更喜欢以理服人，依法断事。

当然，这个前提得是你老老实实，安安分分的......当初漠南有契丹部族复叛归北时，刘晞可给镇压的汉军传递了一个意见，严厉处置，斩尽杀绝。

而比起那些虚伪的假象，刘晞能服人心，顺利推动汉化，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给那些底层胡民带去了实在的利益。

为鼓励他们畜牧，专门组织了一个货栈，统一从胡民手中购买牲畜、皮货，价格制定得很公道，同时，保证盐、茶、布、粮等漠南稀缺物资的供应。

从本质上而言，漠南的胡民仍旧是被剥削的对象，被收割的韭菜，但中间的利益阶层少了，落到他们手上的实在好处多了，就足以让他们的感恩戴德了。

同时，随着长城内外贸易的频繁，带动了漠南的繁荣，也没人愿意打破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事实上，同样的政策，在榆林就是一地鸡毛，在山阳却硕果累累，这其中的原因，不只是刘皇帝在反思，朝堂的公卿大臣们也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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