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今，也只剩下不到四千人，大部分，都被官府转移走了，“武装护送”，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命硬，也不愿意再折腾了。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接任不到半年的榆林布政使张齐贤，对迁民政策，十分排斥。虽然过去的半年，他的工作重心也在平叛上，但如今乱事渐休，他自然不能再只考虑平叛一方面，需要为榆林的恢复做打算。

然而，叛乱与战争带来大量的死亡，人口锐减，不是腰斩，而是十室九空，十不遗一。如今，眼瞧着境内仅存的一些难民，都要被送走，张齐贤哪里还能坐得住。

二月的时候，终于从盐州匆匆赶来，入驻道府，同时求见赵王刘昉，希望他能下令取缔迁民政策，将榆林仅剩的一点元气保留下来。言辞激切，甚至有冒犯之嫌，但热血上涌的张齐贤也顾不得许多，即便得罪赵王也在所不惜。

张齐贤的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要是榆林人都没了，他这个布政使还有什么价值，牧守一方，圈里羊都没有，牧什么？

对于张齐贤而言，榆林之任，是仕途上升的一个关键门槛，他花了近二十年，方才成为方面大员，一道主官。跨过了这道槛，方才有更广阔的天地，登上更高的殿堂。要是房子都拆了，这门槛意义也就不大了。

在过去的半年中，张齐贤这个榆林布政使表现很亮眼，任劳任怨，积极配合行营，后勤安抚，做得也到位。刘昉身处榆林，也看得清楚，更何况，张齐贤还是他太子二哥看重的人，因此，能多几分体谅，对其请求，考虑之下，也同意。

事实上，朝廷能在榆林投放十几万军队，并且好吃好喝招待着，哪怕只分出一点残根剩饭，都能救济难民，后勤的压力，并不会因减少难民的救济粮得到根本的缓解。

于是，经过一番诚恳的进谏，榆林人口进一步的流失，方才得到制止。然而，事已至此，留下的也是一片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但摊子再烂，也是自己的基本盘，还得鼓足信心，硬着头皮去收拾。张齐贤也只能自我安慰，越是危难，方显能力，榆林要是收拾得好，也是一桩政绩。

因此，到三月以后，随着“大清洗”也渐进尾声，张齐贤已经正式开始了善后工作准备。首先做的，就是对于榆林剩余人口进行统计，当然，仅仅针对于各城镇接纳的难民。

结果很不乐观，甚至让人头皮发麻，整个榆林，只剩下不到三万人，这还得把北面没有受到太大叛乱影响的丰、胜二州算上。

要知道，在叛乱之前，整个榆林，在籍人口都有一百多万，若是算上隐匿人口以及那些党项杂部，还要更多，如今，算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哪怕心有预料，张齐贤也不免惊悚，这比最坏的预想还要严重。因此，张齐贤对下属哀叹，过去有边州不如中原一富县，如今他这个一道主官治下之民都不如中原一县了......

不过，张齐贤也确实不是常人，性情也够坚韧，在这样的条件下，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各项善后工作。对剩下之民，进行编户，同时安排恢复生产垦殖。

当然，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且困难重重，因为恢复生产也需要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都严重稀缺，这些，毫无疑问都需要朝廷的支持，这也需要时间。

实在没办法，张齐贤又把主意打到了军队身上，厚着脸皮再求到赵王刘昉身上，希望能协调一部分牲畜、粮食。榆林的官军，别的不多，种子、农具没有，但各种牲畜是足备的，军粮更是足备。

大概是感张齐贤一片诚心，又同情其艰难处境，刘昉很大方，批条一发，就是上万头牛马与五万石粮。当然，这些也都奏报朝廷，基本作为榆林恢复重建的本钱了，对于当下的榆林而言，也足够了。

事实上，关于榆林的善后问题，朝廷也早就开始商讨了，其中就有人提出，干脆裁撤榆林道，再度并入关内道。

当初，之所以将之从关内道拆分出来，除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利于政令通达，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项人，如今，整个党项都被摧毁了，再单独设道，就显得没那么必要了。

在榆林兢兢业业的张使君，甚至不知道他的布政使帽子已及及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