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得不提朝廷税制的弊处了，两税法下，由中枢到地方，层层摊派，实则带有一定包税的性质。虽然朝廷制定一系列计税依据，但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完全按照朝廷那些条条框框来。

而土地、财产之多寡，贫富之差，既然肉眼可见，但事实上很难具体量化，其参考属性自然大大降低。而各地官僚收税，最终形成了层层摊派、层层剥削的情况，而主要针对对象，自然是那些好欺负、好剥削的平民百姓，如农、牧、渔户，以及小手工业者。

至于朝廷制定的那些计税依据，在各地具体落实之中，也渐渐形同虚设，早期在朝廷严刑峻法之下，或许还有所收敛，但官僚们的堕落速度是超乎人想象的，随着承平日久，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而地方官员掌握的治权本就不小，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抛开两税，自己另搞一套。

这种情况，在开宝二十四年的当下，已然十分普遍，全国各地都是这般。对于此等乱象，朝廷不是不了解，也不是不管。

本站域名已经更换为www.adouyinxs.com 。请牢记。只是，过去之时，朝廷最看重的就是财税，最顾忌的就是各地财税收不上来，刘皇帝当年的集权改革，财权就是一大重点。

如今，各地官府，根据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保质保量地收缴上交，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官吏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中枢朝臣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看法，只要别搞得太过分，激出民怨，闹出乱子......

楚州这边，也不能“免俗”。开宝二十三年，由财政司制定，淮东道分派下来，楚州的税额在三十一万贯，对于寻常州县而言，这可是一笔重税。

但偏偏楚州不是一般州县，耕地众多，地况良好，水利发达，产出巨大，同时享受着运河带来的利益，商税充足。因为临海，渔盐之利也得到一定的开发，过去这些年，占城稻以及棉花种植，都在楚州得到推广，这些都是来钱的东西。

因此，区区三十一万贯，对楚州而言，实在不算什么，即便有困难了，地方上的“贤达”们随便挤一挤，就足够州府完成任务。

楚州的情况这么好，道司那边自然是满意了，不会提出其他要求，至于土地问题，就更不看在眼里了。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道司分下来三十一万的税额，楚州的官僚们又岂会只收这么多？显然是不可能的。

按照大汉最新的财税分配原则，中枢占一半，留道两成，余下三成则归下属州县的行政支用。但地方的官府们，又岂会本分地按着这个额度来？

事实上，整个税赋链条中，出了上缴中枢的那五成外，自道司以下，全都有一个多拿多占的心理。道司觉得两成不够，要占更多，州府扛不住道司的压力，自然向下属县、乡施压，一层层压迫下来，基层收税，自然怎么高怎么来。

而楚州这边，在去年实际收取的税钱，足足有四十万贯，刨除该上缴的中枢与道司的固定部分，剩下的也足以让州里过得滋润，而具体到县乡，真正收取的税钱，显然也远不止四十万贯。

官僚嘛，往往就是这样的，朝廷定下一个税额，在实际征税的过程中，层层盘剥压榨下来，他能搜刮出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数量。

赵承宗算是有一定节操的了，为政比较克制，但也不是完全按照朝制规定而来，即便他想，也挡不住全州官僚、权贵的意志，只能尽量维持，避免过度盘剥治下百姓，免生民乱。

而楚州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下去，但其他道州可就未必了，毕竟，全天下没有多少州府能有楚州这样优握的条件，远的不说，就淮西的那些穷困州县，那里情况才严重。

并且，越是穷困的地方，刮起地皮来，就越狠。尤其是那些一心只顾迎合上意，完成任务，同时满足官僚、地主阶层贪欲的官僚，做起事来，就更加耸人听闻了。

大汉的监察系统辅以两个特务组织，其监控能力是远超历朝历代的，但即便如此，难以对地方做到面面俱到的监控。

朝廷过去即便处置一些做得过分的人，但也只是触及皮毛，大环境并未影响的。轰轰烈烈的吏治运动，处理了那么多官员，但新接替的人，仍旧按照过往的模式，治政驭民收税，同样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这样的情况下，收到的情报越多，了解的东西越多，那些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现状，如能让刘皇帝睡得安稳，又如何能不痛下决心，向财税系统动刀子，推动税制改革。

且不管新税制会带来多少好处，又会产生什么弊处，甚至对于时下官府压榨地方的现状并不能做到根本改变，但至少通过这么一场改革，能把已经暴露出的弊端好好地清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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