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刘皇帝又继续做着限制，给他的官僚们带紧箍咒。有鉴于榆林之乱的教训，官府移民有一条基本原则，那便是自情自愿，不得强迫，倘有官员为达不目的，不则手段，以权凌人，可向上一级官府举告，一旦查实，严厉惩处。而倘若因移民之事情，出现了像榆林之乱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同样查究到底，所涉官员，概不轻饶。

同时，移民目的地，也做了严格规定，安东、安西、安南是第一批次，高昌、漠南等其他缘边地区则是第二批次，余者则为末次。

所有由官府组织的移民，都需有详细记录，以保证对移民的管理控制，移民数量以及成绩考核，则由各边地统计，上交朝廷，两方比对考核。对这个过程，朝廷也将时时派出差使，监督巡察。

至于海外移民，到目前为止，依旧以民间自发行动为主，还没有到官府出面组织的地步。在移民之事上，实边仍旧是当前政策，最主要的考量。

不过，可以想见的是，待新税改革彻底完成，大汉又将迎来一波恐怖的人口潮，这是挡也挡不住的。或许，那时候，缓解人口压力，将成为移民的主要目的。

国有潮水汹汹，则以邻为壑，这是刘皇帝能想到的办法，给大汉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也给大汉帝国更多的可能。所幸，这个世界很大，足可供大汉子民遨游。因此，朝廷虽然已经二十来年，没有大规模地、强制性地组织迁移人口。但在这种相对温和的政策引导下，这些年，大汉在移民实边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实现的移民人口规模，比之当年粗暴的强迁，多了数倍不止。

当然，这其中，不得不夸奖一番那些官僚们的表现，为了一个良好的政绩，为了升迁前途，是想方设法，积极推动。

简单粗暴的政策不敢乱用，但有其他办法，很多地方官府都选择以利诱导。不少土地贫瘠而人口众多的地区，都选择从拮据的留税中抽出一部分，对愿意徙边的百姓进行补助。

因此，对于很多愿意到边地闯荡的百姓，从递交申请开始，便已经有了第一笔收入。而到了目的地，土地、种子、耕具等生产资料，一般都是准备齐全的，有些地方，甚至连居住的屋舍都考虑到，再给一定补助，垦殖期间的生计口粮，同样不会少。

为了移民，朝廷还专门拨了一笔款项，专用其事，这笔款项的数额，到开宝二十四年，已达三百万贯之多，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不得不提一句，当年为支援安东发展，朝廷每年拨款一百万贯，这笔钱随着安东发展渐入正轨，也由于一些隐晦的原因，停止了。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刘皇帝对于安东地区的发展，对东北边防之稳固，以及对长子刘煦的偏爱。

另一方面，宣慰司也是全力开动，大力宣传，挑准各移民地的优势处进行宣传，这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效果。

这些年，在大汉地方，有不少这样的现象，官府遣吏下乡，挨个宣传朝廷的移民政策以及地方官府移民优惠。

一次不行，一年不行，但长年累月之下，总是少不了动心的人。毕竟，连安东在宣慰司制作的宣传册中，都被描述成沃野千里，动植矿物资源予取予求的宝地，除冷了点，没有任何缺点......

而随着此次朝廷大规模税改的进行，一旦完成，社会环境变迁，再加上政策驱动，新的移民潮，是可以预见地爆发。

过去，虽然不少官府为了升迁考核做得漂亮些，去推动移民，但也没有形成全面的认同。从其他利益考量，官僚实则并不愿意去做移民这种废力废钱的事。

两税制下，官府的财政进项，主要在人，人口越多，能够收取的财税就越多，分摊到个人身上也就越少，治下百姓的负担会相对减轻，只要懂得克制，造成的民怨也会小些。

各地官僚，对治下之民，基本可以视作笼里关的鸡，能够可持续地收割下蛋，如非必要，是轻易不愿意放出笼去，把下蛋的鸡送给别人。

但如今情势不同了，人口早已不成为政绩考核标准，计税依据与纳税规则也改了。土地是定量的，人再多也难影响正税的收取。

如此一来，再保有大量的人口，对于官府的经营来说，显然是不划算的。养那么多人，毕竟是费粮食的，出现灾祸，还得赈济，减税，怎么看都是亏本的。

越是穷困的地方，越是如此。于官，不论是仕途还是利益考量，都有动力去做；于民而言，有朝廷政策支持，有直接的利益收获，除了需要背井离乡，承担边地治安的风险，没有其他缺点，这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若说风险，人从降生开始，便已经走上一条风险之旅了......

当然，一旦形成移民潮，对于国内那些地主们就不那么友好了，毕竟，掌握着大量土地的他们，也是需要大量人力来耕作经营的。

至于移民可能造成的劳力缺乏，随着人口的再一次爆发，也将得到补充，大汉是很难为缺少人口而头疼的。

另一方面，也能由此限制国内地主们的剥削，一旦做得过分，人可以跑，正大光明地移民，把人赶跑了，留着地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