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官僚们尚且自顾不暇，又何来的心思与精力，去治驭豪强、黔首呢？西北官场在这三十年间，几经整饬，不动则矣，一发必是大案，牵连广泛。

而在数次整顿过后，在某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政权旁落的趋势。借着朝廷的整顿，一些豪强、宗族复起，窃取地方治权。

同时，为了统治西北，军政系统内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势力，朝廷的整顿虽然是无差别攻击，那些人同样损失惨重，但漏网之余，却趁机扩张影响，发展壮大。甘州杨氏，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刘旸的进言，算是切中了刘皇帝的心理。若是刘旸拿政局动荡、民心不稳那些老生常谈的理由来劝谏，很可能只会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责。

在刘皇帝看来，朝廷大加吏治，打击贪暴，乱的只是那些官僚，不安的只是食利阶层。民心，首先这个“民”字的定义就需要好生斟酌。

一般的小民，只要官僚不作恶，甚至不需要他们有什么作为，他们就能稳如泰山。官僚与小民之间，也从来只有统治与剥削关系，整治河陇的目的，就是因为地方官员太过肆意妄为，剥削太狠，吃相太难看，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何来的怨言？

因此，这样的说辞，是绝不可能打动老皇帝的。但是，当太子拿地方治权与宗族、豪强反复来说事，那大事上还不糊涂的老皇帝，自然得重视起来。

在老皇帝眼中，贪官可恶，可恨，但不可怕，是随时可以拿来擦屁股的厕纸。但倘若因为究贪治吏，导致地方治权旁落，问题才更严重。

于是，及时收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拿下了那么多官员，西北弊政也改了，朝廷的初衷也实现了。接下来，则要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之中，就从安抚西北官场开始.

事实上，西北官场之弊，屡禁不止，甚至闹到治权旁落的结局。寻根究底，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

无他，老皇帝越老越急，每有事，就喜搞运动，搞株连，扩大打击面，进行大面积清洗，这样搞，怎能不出问题。

操切的行事，固然能解一时之弊，但带来的后遗症就不能凭老皇帝的意愿消失了。在当前信息、交通的限制之下，行政效率本就低下，还在西北大搞特搞，不正是让地方豪强抬头的机会嘛。

与之相比，还是太子刘旸那种稳中有进的做法，更适合当下的大汉，做法不同，但最终目的也能达到，同时也更符合“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

大汉的政治，应该更加趋于理性，而不应由老皇帝随性胡来。而大汉的政治规则，本是由刘皇帝而发，但如今，很多规则都被他自己打破了，这对大汉的政治生态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不得不说，老皇帝已经不太适合继续统治这个帝国了，由老皇帝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深重地影响到帝国，影响到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而太子的补漏，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比起河、陇整肃，还有便是老生常谈的税改问题了，虽然已经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对帝国的影响显然要更为深远。

距离税改，已经进行三年了，到今年，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了，同时，各种问题也开始集中爆发了。最显著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来自地方的阻力，依旧存在，不敢当面与朝廷相抗，但迂回周旋的招数是层出不穷。

就拿土地清丈来讲，朝廷数次下诏，让诸道州把清丈结果汇总上报，但至今为止，也只有京畿、河南、榆林、江南四地做到了。

其余道州，要么是没完成，要么是上报的数据不实，看着都假的那种，最过分的还得是河陇，三年了都还没有开始，问就是“西征”的原因

申斥也好，惩罚也好，地方上总有话说，当然，这个问题普遍，但总有解决的一天，终会得出一个让朝廷满意的数据。

相较之下，第二个问题就要让人头疼得多了，那便是税改官吏的问题。任何改革，任何政策，想要推行，都离不执行人。但是，执行人的素质是参差的，以及对政策的理解也有高低，到了地方，自然也难免群魔乱舞，而最让上头恼火的，就属那种的阳奉阴违以及故意曲解者。

今年以来，不管是监察机构，还是地方举报，关于税改官僚们“胡作非为”的弹劾，是如雪片般飞往政事堂。

其中，固然有对改革派的抨击，有诸多不实之处，同样，有许多人、许多问题也确有其事，看得让人肝火旺盛。

而太子刘旸所提到的“钱、姚、王”三人，就是在地方，政绩出众，官声很好，同时在税改上成效显著的三名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