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一年初秋,在兴国之战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果上传抵京时,皇帝圣躬驾临岳桦宫,看望抱病在榻的母亲萧绰。萧太后常年修身养性,少俗务繁累,因此身体一向保养得不错。
然而,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毕竟已过古稀之年,过去几年身子骨一直不太好,用再好的药补都无大用,让刘文济深感忧心。
萧太后,不仅是刘文济的母亲,更是他一路走来登上皇位的最大功臣,是几十年隐藏于他身后最重要的谋主。可以说,刘文济能有今日,是萧太后一手造就了他,也可想而知刘文济对萧太后的感情。
看望之余,刘文济以当年“契丹亡国”之事向萧太后致歉,但他还是小瞧了老母亲,萧后在契丹事上不说话,不是以沉默表示不满,只是不便开口罢了。
感刘文济内心之复杂多虑,萧太后仍是她坚持了几十年的态度,身心已入中国,再无契丹。刘文济又咨之以漠北事,人老心明的萧太后,认识依旧清醒,意见很明确,乃蛮金国,宜早除之,草原大漠,宜分治之。
经过与老母亲一番简短却深刻的谈话后不久,刘文济彻底下定北伐大漠、攻灭金国的决心,并且,就在十一年秋,在秋高马肥,金兵最常南掠的季节,朝廷出兵了,正式开始直面并解决漠北之患,也拉开汉帝国对乃蛮金国全面反击的序幕。
当然,这是基于滇黔之乱进入尾声,西南大局趋于稳定的前提,否则以刘文济在军事上的稳重与谨慎,也未必就会如此急切。
综刘文济统治生涯,虽然一直面临着各种来自朝野内外的压力,但他对自己的作为也向来是清醒的,他极度渴望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而华丽的外衣,但绝不包括军事冒险。
不管是滇黔之乱,还是漠北之患,最终诉诸于军事打击,其主要目的仍是为帝国的安全与统治。即便忍耐持重若厮,在发动北征之时,还是有人忍不住挑刺,闲言碎语,含沙射影,指责朝廷南征北战,是在穷兵黩武。
太和楼中的清谈阔论可以当耳旁风,那里议政之风从来开放,有反对也必有支持。真正让刘文济感到糟心的,还是朝中一些官员的意见,还是他比较倚重的文臣。
比如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刘筠,就以西南未定、不宜北征上书谏阻,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北征不利因素,希望皇帝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人心......
对于刘筠一番建言,刘文济是出奇地愤怒,收到奏章后,即将刘筠召至驾前,狠狠地批判驳斥了一番,然后将其贬到漠南担任学政,让他在狼烟四起的塞北,亲口问问边地的军民,天下可安?人心可定?
刘筠是雍熙朝的进士,曾与大学士杨亿并称“杨刘”,在才学上虽然不如杨亿那般有灵气,但凭着扎实功底、清简风尚、标准道德,几十年下来也成为帝国文坛巨匠,士林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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