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虽然以仁德知名，但只是因为他重规矩，一旦越了线，他的手段一点都不温和。这是综雍熙一朝，为数不多的“严刑峻法”，也正因有这样榜样在前，其他躁动的权贵、飘忽的商贾，方才警醒起来，不敢过于肆意妄为。

六十余年前的南北棉布大战，意义重大，是关乎棉产业发展的一次大洗牌，好些原本声名在外的大商贾倒下了，当然，他们并不是不可替代，紧跟着便有新人重新崛起，利益是没有感情的，也不认人。

而那次大战，不管是从过程，还是结果，事实上都是北方占尽优势的。毕竟，中原、河北，乃是帝国棉产业真正崛起壮大的地方，底蕴更丰富，规模更大，资源更多，同时，又有朝廷之中一大批掌权者的支持，政治上的优势更大。因此，最终南方棉商在北方辛苦经营的产业与渠道，付诸流水。那之后，“南人不敢北上”，只能用心耕耘南方市场，夯实根基，顺带着开拓海外。

一蛰伏，就是十多年，然后才敢再重提北上的事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激烈的斗争始终存在，只不过像雍熙朝那次那般剧烈，再也没有过。

而六十多年过去的当下，三代人都成长起来了，棉产业的情况又有了全新的变化。

首先，政治上的歧视已经基本消除，庶族官僚的彻底崛起，文官政治的展开，权贵阶级的合流，东南经济的崛起、政治地位的抬升，使得帝国政治不断趋于平衡与保守，再没有一风彻底压倒另一风的局面。

这，对南方棉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也是一个不断利好的过程。

而从棉产业本身来说，正统二十一年的棉产业规模，比之雍熙时代，壮大了十倍也不止，仅仅从事棉纺织的人口，便超过一百万人，就遑论参与到种植、运输、销售等诸环节的了。

仅上海市，便有十几万的棉纺织从业者，其中大的有职厂（官方纺织场），有官督商办，有民办大厂，以及规模不等的民间作坊，还有更多兼职的小市民家庭，共同催生了上海棉纺织业的繁荣。

而上海市，从建市伊始，便是始终是帝国南方棉纺织、贸易中心，七十年后，这个地位非但没动摇，反而益加稳固。

不只是周遭的苏、秀二州，整个江南道，乃至江西、湖广、闽、粤的棉花，都成为了上海棉纺织的原料地。仅靠上海棉布满足全天下百姓的穿衣问题，不太现实，但它的确占据着帝国棉产业的半壁江山。

这样的大发展下，自然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不管是棉花的种植，还是棉纺织的处理。尤其是后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帝国的棉纺织技术，又有了一轮革新，主要体现在棉纺织工具上。

在周氏（带头推动帝国棉纺织技术大跃进的周仁浚）器械的基础上，搅棉机，飞梭织机，都被造了出来，上海也是这轮技术革新的策源地。

在二十年前，一个名叫毕昇的淮西棉商，发明了一种三锭纺纱机，后来又改进出五锭机、七锭机，大大提高了纺纱效率，如此方催生了帝国棉产业的真正繁荣。

到如今，棉衣虽然仍未在帝国全面普及开来，但从整体规模上，它已然取代传统丝、麻，成为帝国士民百姓主要的服饰来源。

当然，麻布市场在衰减，但丝绸这种贵族的服饰，依旧很繁荣，和棉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赛道。

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北方也逐渐跟不上节奏了，南北强弱形势，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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