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南方,作为大汉战略所向,重点照看方向,自然也是风云起伏。自从北方大战,以大汉胜利告终,汉朝廷将目光转向南方时,仅剩的几方势力,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主要指南唐、南粤两国,尤其是南唐。
朝廷这边是越发咄咄逼人,南唐则是步步后退,虽然知晓大汉统一之志,但是朝廷意志不敢违逆,在其动兵之前不敢对抗,岁贡也不敢短缺。整个南唐,完全陷入一种待死状态,自上而下,都处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因为绝望,知其必然,是以逐渐堕落、沉沦。
在汉唐之间淮南战争结束后,以韩熙载为首的江北士人集团,曾主政了一段时间,厉行改革,打击权贵、大地主、官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财政也得到改善。
在那几年间,南唐国力虽然因尽失江北而疲弱,但整体而言,还算安定,有江南的底子,又没有断绝与江北的联系,经济也有一段繁荣期。
那段时间,在满足岁贡之余,南唐还积攒出了不少钱粮,用以发展军事,扩充武备,南唐军队战力翘楚润州军就是在那段时间被林仁肇训练出来的。黎民百姓,因之得到了好处,土地兼并得到抑制,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但代价就是,上层的冲突日益尖锐,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地主彻底走向联合。
因而,好景不长,随着唐主李璟又逐渐耽于享乐,继嗣问题隐患重重,冯氏兄弟以及南方士族的复出启用,再加上钟谟等心向北方的官僚在串联,一系列的状况都给南唐的国势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直到李弘冀杀叔之事爆发,作为政治上的亲近者,韩熙载受到牵连,彻底失势,冯氏兄弟再度掌权,也正式宣告着南唐那脆弱的安定繁荣,宣告破灭。一切不利于贵族、官僚、地主、商贾的政策,都被废除,韩熙载的改革成果终究化为乌有。
自上而下,都回到了曾经的状态,并且因为大势的缘故,更加疯狂,更加极端。而丢了江北后,经济上使得江北、江南的互补平衡被打破,国家日益沉重的负担,也完全转嫁的普通百姓身上。就在这几年间,原本繁华富庶的江南膏腴之地,粮食、布匹仍在高产,然底层的百姓却日益困苦,民怨极大。
就李璟个人而言,改革的成效他不是没有看到,为何会改弦更张,放弃韩熙载,转而让江南士人当权。这样的选择,也不能单纯用昏昧来评价他。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李璟也从中看到了风险,南唐的建立得益于江南、江北的士人、地主支持,而权贵更是其血肉,一直以来,都是南方士人的力量强于北方,在尽失的江北诸州的情况下,强弱形势则更加明显。当江南的官僚、勋贵、地主、商人,这多方既得利益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是李璟,也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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