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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