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主任来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非常不高兴,刚坐下就骂起听差来。一个同事去找他,谈起加薪的问题,这样说:目前这点薪金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尤其是低级职员,苦得很。
“公家的事,这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地高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汪文宣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好容易忍耐到五点钟。他不敢早退,他听到打铃,才站起来,把校样锁在抽屉里,急急地走下楼去。钟老在后面唤他,要跟他讲话,他却没有听见。
他走到大川银行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侧门还开着。他刚走进侧门,就看见她从办公室转到巷子里来。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马上就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
“我们到国际去坐坐,”她低声提议道。
“好的,”他感激地答道,他没有想到国际就是几个钟点以前她同另一个男子进去的那个咖啡店。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象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
她在他的右边走着,和他离得并不太近。她一路上闭紧嘴,一共只轻轻咳了三声嗽。
“你不舒服吗?”他实在不能忍耐了,关心地问道。他又看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病容。
“没有什么,”她略一摇头,短短地答道。她的嘴又紧紧闭上了。
他发问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他一直沉默着。不久他们就进了国际的厅子。
他还是第一次进国际咖啡店。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的眼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过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的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便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
“那是**年前的事。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两年大家都变了,”她也自语似地说。她又小声叹了一口气,她也许还有话说,可是茶房过来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向茶房要了两杯咖啡。
“以后不晓得还要苦到怎样。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微微一笑,但是马上又皱起眉头,接下去:“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他带了点怨愤的口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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