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模式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黄绍棠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模式，但是国内绝对没有，而像林春鸣、霍连钊等人就连都没听说过了。

“小沙，管理层持股这个模式恐怕不太适合。”林春鸣缓缓摇头，“改革也要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管理层在企业工作，拿了工资，企业效益好，可以以奖金的方式来体现他们的成绩，但持股，这意味着他们和镇村乃至县里一样成为股东，这一步不能迈过。”

霍连钊也插上话：“东方红酒业的性质是集体企业，县酒厂是国营企业，但是本质上两者都属于公有制经济，无论是谁兼并谁，这都属于肉烂了在锅里头，但如果将股权给了管理层个人，那么就变了性质了。”

“那国有职工的个人股权呢？原来东方红酒业职工的个人股权呢？”沙正阳反问：“如果不考虑前者，我估计兼并恐怕就会受到这些职工的抵制，而解决了前者不解决后者，更说不过去，没理由不一视同仁，就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

“小沙，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城乡距离本身就客观存在，而国企职工和乡镇企业职工身份差异也本身就存在，我们无法否认。”黄绍棠也终于说话了，“如果从共同富裕的这个角度来说，让企业职工分享企业带来的红利，并不不可，毕竟这是集体企业，但如何来实现，小沙你有没有考虑过以一种变通的方式来解决呢？”

不愧是南粤出来又在中央部委干过的角色，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目前的气候下，如果谈及在集体性质为主的企业中个人利益如何分配，那太敏感了，尤其是这还是一家兼并了国企的乡镇企业。

企业职工的持股其实是可以探讨商量的，毕竟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也就是说一个如何把虚化的主人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持股是最切合实际的，但是需要解决政策方面的问题。

沙正阳其实也没有指望能一步到位，但是他觉得这样先提一提，起码先让领导心目中有这样一个概念，为以后可能的改制提供一个思路。

像东方红酒业这样的企业，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高科技含量的竞争力，更多的是通过营销团队来维系竞争力，一旦这个团队认为他们付出的与获得的回报不匹配，那么心生异志也很正常。

而现阶段还能以企业的飞速发展吸引他们一展抱负，但是很正当进入成熟稳健的发展阶段时，那就不好说了。

沙正阳也不认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就有多么强大，足以让这些人放弃自己的个人经济利益。

哪怕现在无法解决管理层的持股问题，以后进一步进行企业改制时，也要考虑这一点，否则激励机制跟不上，企业肯定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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