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位者。也不能过于依赖某一方面的消息来源，要想省心省事，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相互监视和制约的体系，就比较重要了，虽然这样会牺牲一些资源和效率。比如我要去见的。是一些诸如六曹所司的清风明月。甚至连崔光远、薛苹这些地头蛇，也无法完全接触到的层面。

这倒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不过作为我帐下重要人物，现在都是各方关注地重点，他们所获得的东西，未必是不别人想刻意让他们知道的。

一条全新的秘密渠道，就相当重要了，这条线从长安收复那天就开始铺设了，成员多是当初为龙武军招募的志愿者。长安光复后作为酬谢也是投资。后我又从继续资助和扶持他们在长安城里从事各种市井营生，还可以要求小额的借贷。只要定期把他们认为值得注意地情况上报就可以了。

比如其中某些人，是专门做神策军生意地，神策军驻扎长安也要吃喝拉撒，同样也要消遣应酬，光是衣食用度地采买，在这些数量进出变动中，就可以察觉到很多东西。

还有一些人是在龙武军驻地附近，做酒楼茶肆的，对外地往来接待，是不太可能完全绕过这些地方。这样底层士兵军吏的动向和心态，也不是一无所知。

在老猫的带路下，我一行穿过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无比热闹的人群。引到了一条小街上，在这条街上最多的满地字画书摊，还有各色的笔墨纸砚的铺子，零星夹杂一些古玩行和质铺，很有一种后世北京琉璃场式地文化气息。

直接在一个摊上买了卷画，直接走进一家金石铺子，七转把折地出侧门走街巷，才来到一个闹市中取静的所在，一面巨大地屏风背后，男女老少，十几个人已经侯在那里。当我重新坐在右银台门的龙武军官署内处理公务的时候，已经多少心理有些底细。

我不在的这几个月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除了那位只会刮钱的泥菩萨京兆尹元让，终于给朝廷换下去，由太原府少尹王缙转任，大多数看起来都是信拜火教的安息人，和信奉景教的大秦人在同一个坊相邻建庙，而导致各自信徒大打出手之类无关紧要的，当然，神策军依旧是小动作不断，据说宫城由神策军控制左银台门内到了晚上门庭若市，明里暗中不断有人进出，但是对外还是相当克制，虽然不免两军将士在酒楼相遇，大打出手的情形，但对龙武军在外郭城做的事情，一副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种趋势，到了传出我的替身在襄阳遇刺时，达到了一个**，然后突然偃旗息鼓了。相比长安平静下的汹涌和不明。

河北却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

不出意料，远在河北小白同学也出招了，他以太子身份，兼河北安抚大使身份，非常正式的上奏朝廷，说国家好不容易定乱，死难将士甚众，为纪表其功，请效太宗皇帝征高丽，在幽州建悯忠祠纪念阵亡将士的典故，推恩及下。

不用说，这也是出自我最初的给建议之一，而且这东西已经在龙武军中实行，只是低调不扬而已。

更不出意外的是，朝廷也以很快的效率照准，在邺城、长安、洛阳、太原等大战之地，立石为碑刻字为表，享受香火，告慰英灵。并准许在各州武庙外立横石，将本郡出身的有功将士，纪立其上，为本乡子弟敬效。

当然要想把每一个阵亡将士的名字都刻上去，那是不可能，就是后世的国朝也没办法做到，只是记录达到一定功勋者，也足够鼓舞后来者。

甚至连颜真卿为首的河北文官，郭子仪为首的河北驻军，也在上面附署。这种直接涉及到军心士气，花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东西，是不能推倒车的。

朝廷甚至打算专门派出巡使，检查各地进度和质量，毕竟这是要传扬后世的东西，要是再按照。然后很快就冒出一个新的问题，朝廷显然低估了这些武人对这件事的热情，大家都有亲信部署阵亡，大家都想把自己人的名字刻到碑上，让后世人纪念，也能让部下更加效死，但是僧多粥少，闹的不可开交，甚至连远在塞外的李光弼，也派人赶回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据内线说，在一些军队的碰头会上，一些将领在战争中的新仇旧怨，鸡毛蒜皮的得失，都被捅将出来，虽然不至于刀枪相见，但拳脚与皮肉相加，鞋底共马扎乱飞一色是不免了。但奇怪的是那位郭元帅却丝毫没有喝止的意思。

无奈负责协调的人员将名单一再扩大，多立一块碑文，就能多记上百个名字，结果这立祠的规划,一变再变，最后出来的东西,搞的象是少林寺的碑林一般。

然后是李泌受袭在河北遇刺受伤的消息。

写的一点都不在状态，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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