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短浅之辈总是占据了主流,召蒙古八旗再次入关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们不相信现在的清廷属于外强中干,坚信
“满万不可敌”的神话。至于蒙古人需要的粮草辎重,关内如此富饶,让他们自取就是了。
蒙古人对于打劫这种事也是驾轻就熟,实际上还是满洲人的老师。在满洲崛起之前的数百年间,蒙古人一直在从事这个行当。
崇祯十八年的秋天,这些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子孙再次踏入关内,却有些受骗的感觉。
好东西基本都被满洲人抢占完了,更悲剧的是,满洲人占据了那么多村落土地,竟然还不管饭。
有些蒙古部族不敢得罪满洲人,怀着一腔怨气又回塞外草原去了。有些蒙古人却是毫不在乎盟友的利益,即便是满洲人的村子也一样放手劫掠。
满人虽然不满,但真正受苦受难的还是汉人。这无疑是帮了朱慈烺的大忙,越来越多人的参与到义军队伍之中,为官兵引路报信。
《虎贲报》和《皇明通报》开始借此机会宣扬
“民族国家”的概念,灌输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朱慈烺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二十世纪产生的政治概念,与效忠帝王和帝室的传统国家不同。
然而穿越之后,他才发现社会科学果然不可能和自然科学一样做到精确分割。
社会主流思潮之下,还隐藏着各种暗流。在主流还是效忠皇帝的时代里,早就有人高呼自己是
“国家之臣”而非
“一姓之臣”。而且儒家强调的效忠君主,是有条件的效忠。一旦君主失去了被效忠的条件,就成了
“独夫”。这也就是孟子对汤武革命的看法:闻诛一夫,未闻弑君。如果回顾整个大明的政治生态。
正是这种忠臣与国家天下之臣的矛盾性格,让皇帝与文官集团屡屡爆发
“战争”。华夏的忠君传统已经浸淫到了骨子里,不需要朱慈烺再刻意灌输。
面对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对皇帝的冲击,必须给人寻找第二选项。所以民族国家就是最好的第二选项。
即便某些人不乐意见到朱皇帝坐天下,但你身为汉人,就该为同族尽力。
从近处说。这给了闯逆、献贼各部一个台阶,让他们回到朱明旗帜之下,一同抵御外辱。
对于那些变节降清的人而言,也有了一丝侥幸:虽然对不起朱皇帝,但好歹还没做对不起汉人百姓的事。
在被打成汉奸之前,回头还来得及。从远处说,这也是为自家留条后路。
遗传基因是最靠不住的,万一日后哪个儿孙脑残,好歹还能退到君主立宪制度上。
不至于被人赶出紫禁城。在发起了第二轮
“国家教育”之后,秦良玉请求觐见。
“殿下,臣实在是有些疑惑。”秦良玉单独请求觐见,这算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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