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根本没有注意到吴姓小吏的离去,只是琢磨刚才听来的话。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上的车,更不记得是何时在驿馆里住下的。直到老家人来归还牙牌,说是已经办好了县衙的文书,倪元璐才回过神来,窗外已经漆黑一片了。
“臣元璐言:臣闻洪范八政,食货居其首。今国家动荡方安,内无寇患,外弭边戎,当此之时,该以足食通货为要务。臣以为:罢大工,停徭役,则民力足,可务稼穑。故能丰仓廪,免饥饿,此足食之道;去聚敛,减税赋,则商有余力,百货自通,此通货之渠。
“臣此行归乡,沿途听闻,有地方不以朝廷法度行事,而以刻薄聚敛为功。年入三百两之家,则为课税之户。何其骇然之说也!南都江浙、吴松闽粤,其商贾量万出入,其本大如此,若以三百为数,则人人需纳税矣!而商贾求十一之利,又有舟陆之厄,其利甚薄,焉能再负重税?商路不通,而民用匮乏,邦本之隐患也!”
倪元璐叫家人取出纸笔,就着蜡烛写下奏疏,仍旧难解心中忧患。他本想索性再回京中,犯颜直上,可又有些力不从心,大势难回的意味。相比艰辛的国政,似乎江南水乡的天伦之乐有着更强的吸引力。
倪元璐一直坐到了天亮,方才将奏疏小心翼翼叠了起来,交给家人,让他速速返回京师,递入通政司。
“那老爷您呢?”
“我在此地暂住几日,等你回来。”倪元璐道。
那老家人心想以老爷天启二年的进士资格,就算致仕了,地方守牧也少不得要送来拜帖聆听指教,断不至于会有亏待,便也放心地重又北上。他却不知,从京师到山东这一路上的州县都只有两种官:戴罪立功的罪官,以及东宫侍从室出身的侍从官。
前者名为罪官,往往都是胆小怕事之人,戴着着戴罪立功的帽子,只敢小心本分地做自己手头上的事,余者不敢踏错一步。后者则是出身问题,这些人多是生员,罕有举人,对于进士从来都是敬而远之,怎么可能来巴结倪元璐。
倪元璐落脚的河间府任丘县正是东宫侍从官出身,深谙地方为官之要,重在民安财丰,而且皇太子尤其忌讳官场往来,但有公事交往也不能宴饮聚会。
而且又因为他在侍从室呆过,有自己的消息网,时常能够接到某某同僚被免官罢职、逐出不用的消息,而且谈不上罪名,只说是沾染了旧官场习气罢了。
任丘县想想自己的时文水平,若能在五十岁上得中乙榜就是祖宗积德了。而一个生员想在大明当官?这简直是痴人做梦!现在这痴人之梦竟成现实,焉能不好好珍惜?更何况同是东宫侍从室出身的张诗奇已经升任了四川布政使,真正的封疆大吏!自己未尝不能再进一步。
因此上,焉能因为不认识的老头就坏了自己的前程?
任丘县在得知倪元璐要在驿馆多住几天之后,提笔给驿丞批复道:“食宿无非钱钞,偏我囊中羞羞。仍照章程接待,自去别处揩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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