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云龙站在暗处,亲眼看到训导官是如何安抚那些躁动的士卒,心中忧虑非常。他很想向自己的恩主汇报此事,但有担心这些训导官真的煽动士卒造吴家的反。那终究不美。而就算吴三桂要动手,也得到了关外。弄些水土不服、疫病流行之类的借口才能铲除这些惹人厌的苍蝇。
……
“儿臣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吴三桂作乱。”朱慈烺道:“吴三桂卖了豪格,东虏那边是肯定回不去的。蒙古那边他没根底,去了连自己都养不活。”放牧赶羊看起来简单,却也不是门外汉能够做好的。
“他若是敢在关内乱来,沿途的近卫第三师,近卫第一师。都能解决他。而且粮草一断,军心也就散了。”朱慈烺道:“何况还有训导官。”
崇祯帝听了皇太子的汇报,心中总算安稳了一些。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派了一个太监去唐通那边,唐通立刻就反了。而皇太子派了一堆“太监”去监军,甚至监到了百人一级。反倒就牢牢控制了军心……所有人不是都恨太监入骨么?
关于这点,朱慈烺其实是解释过的,但“思想教育”和“人文关怀”实在超出了皇帝的理解范围。不仅仅是崇祯,大明绝大部分文官武将管理、驭下的思路都很简陋,无非就是“威”为主,“福”为辅。威而后让属下畏惧,福以邀买人心。这种思路付诸实践之后,造成的效果是“威”得令人憎恶,福更像是施舍,让人无法生出感恩之心。
最后的结果就是士兵根本不肯真正卖命,拿到军饷就上阵走个过场,拿不到便不肯出门,别说荣誉尊严之类,就连雇佣兵的职业道德都欠奉。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朱慈烺掌兵,他不担心兵将跋扈,甚至对此还有意推动。因为现在大明军心不是跋扈太多,而是尊严过少。军人没有尊严,就和土匪一样,打家劫舍还可以,对阵杀敌却是妄想。所以培养士卒的荣誉感和尊严,也是训导官的职责之一。
“到了辽东之后呢?”崇祯又问道。
“萧东楼肯定能够解决他的。”朱慈烺道。
兵部调吴三桂两万人马是有道理,因为知道他即便把人马全都带上,也不过两万五千上下。这些辽兵比之裹胁的壮丁的确有战斗力,但真正铁杆精锐却只有三千人。这三千人就是吴襄对崇祯说过的:他的“义子”,吴三桂的“兄弟”——他和吴三桂身穿布衣,这三千人却身穿绫罗;他和吴三桂吃糠咽菜,这三千人却是大鱼大肉。
只要制服了这三千铁军,其他人马要么一触即溃,要么闻风而动——动到上风口。
现在萧东楼手中又有多少兵呢?
崇祯十九年八月,师部设在宁远的近卫第二师正式扩编为近卫第二军,下辖三个整编师。每个师定额在一万三千余员的,故而全军主战战力就达到四万人的规模,加上军直属司、高级军官的亲卫队,新配的三个师属五千斤重炮局,一个军直大将军炮局,近卫第二军的总兵力直逼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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