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现实情况更是加剧了延安地区贫困程度,自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之后到达边区,大批的外来人员来到了边区,部队所有的消耗都得边区的老百姓供养。同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军队对边区采取了经济政策和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边区一切外援几乎完全断绝,而必需品如棉花、布匹又被禁止流入,导致了边区吃饭、穿衣的困难。
不过这些也不是一定克服不了的,更不是改变不了的,韩云华想了想说道:“『主席』,这段时间我在延安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走访,看到了一些好的地方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在我军中存在的‘衣分三等、食分五等’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不满,然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在于边区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我们只要将这一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都可以迎刃而解,另外像我们边区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可以保留或者发扬光大,这样延安才可以真正成为我们员的圣地。”
说到这里韩云华想到了前几天看到的延安民众饱满地精神面貌,尽管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困难的,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周末晚会、新秧歌运动、舞会和体育运动,丰富多彩的业余娱乐活动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周末,有参加晚会的,有跳舞的,有唱京剧的,也有唱评剧的。从社会生活来看,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
“谈何容易,边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很是让人忧心,我们几个已经商量了很多次,还找了很多在经济方面很有建树的专家,但是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所以....”接下来的话『主席』并没有往下说,但是韩云华却知道『主席』的意思。
韩云华也知道这个时代确实这些领导人都不容易,不说对面的『毛』『主席』了,在经济方面连一向财大气粗的蒋委员长也是一筹莫展。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亿元计算,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倍。实际上,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1938-1941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亿元左右,较1937年财政预算10亿元,只收到40%。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1937年8-12月每月财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万元,比七七事变前减少了一大半;而战时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抗战前两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已增至10亿多元,而“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这一年半间财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亿元,与这一时期716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抵,亏短2512亿元”,财政十分困难。连国民『政府』都是这样一个状况,更别说只有几十个县的边区『政府』呢,也怪不得『主席』不相信韩云华有能力解决边区『政府』当下所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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