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有人都觉得，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是实际上，这是最写实的白描。

朱祁镇目光扫过很多人。

这是他想竖立的大明治国思想，也就是而今的五世说。

但是能不能在这里立得住阵脚。却是一个问题。

吴与弼此刻陷入沉吟之中，他如何能看不到，丘浚与王恕所言，不过是一内一外，彼此是一个体系之中的。

吴与弼暗道：“这是公羊派的。”

公羊派乃是儒家各派之中，最激进的一派，当初王莽篡汉，公羊一派其实也是出了大力了，这直接导致了公羊一派的衰落。

吴与弼对这个学说感觉并不大舒服。

原因，这与理学根本不是一个路子。

真要细细说，理学是内圣而外王，五世说是外王而内圣。

内圣就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外王就是治行，实在的作为。

儒家本来就强调内圣而外王，内有仁心，才能行仁政。这是一个前后的过程。在理学之中更是如此。

格物致知诚心正意，这都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外王。

从这个逻辑来理解，就明白，为什么儒家治国第一看重的是教化，因为儒家认为，只有一个人称为一个好人，他才能做好事。

这个逻辑，依旧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很多时候，人们评价一些人一些事，依旧要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这个角度来理解。

而今所谓的五世说，从根本上，是让百姓处于衣食无忧的处境之中，然后再追求他们的道德水平，岂不是外王而内圣。

不要小看，这前后差别。

在儒家之中，完全是两个天地。

吴与弼虽然圆滑而今却也先起身说话了。

只是有人比吴与弼更早一步。不是别人，乃是薛瑄。

不过，薛瑄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上古之治的问题。薛瑄说道：“欲求大同之治，必求之三王五帝之治，欲求三王五帝之心，而不是求之外物，上古亦有天灾，然百姓无怨，而今天下之事，不在于百姓足与不足，而在人心之不足，不在于，田地之广，而在于人心

之不治，臣以为陛下必大兴教化，使民知理守礼，则-民足以治，大同之世亦可得之。”

“而陛下之所为，却是南辕北辙，欲求大同之治，岂可得乎？”

三王五帝，就是尧舜禹三王，五帝的说法就多了。这里就不说了。

朱祁镇心中目光扫过全场，他也看出很多大臣是赞同这一点的。

教化百姓，从来是儒家大臣第一要务，谁治理国家治理地方的第一办法。

而朱祁镇提出的理论，却是一系列解决饥寒问题，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与教化并没有什么关系。

倒不是说，这些大臣都是何不食肉糜之辈。而是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虽然在朱祁镇看来，几乎每年冬天北京街头都要饿死几个乃是几十个，多的时候上百个饿殍，这样的事情，虽然是一件凄惨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而今的大明已经是近一两百年以来，最好的日子了。

虽然遍地还有不少土匪，虽然很多地方，法律仅仅能在县城之中执行。但是之前汉唐盛世的时候，难道就与而今有什么不一样吗？

哪里有完全不饿死人的世界。

所以，不论大同还是小康，在他们看来，本质上都是目标，是画饼。不是用来实现的。如此一来，更关注皇帝具体的行政手段，更好一些。

从丘濬与王恕的话里面。他们听到了很多事情，南征南洋什么，移民等等，这还罢了。如果确定大明以这个思想作为治国纲领。

今后十几年，他们的工作量会大大增加了。

皇帝本身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但是百官不是。

人都是有惰性的。

对官僚尤其是这样，官僚本身最害怕变化了。薛瑄也是说出了他们愿意说的话，大家在地面兴兴教化不好吗？

培养出击个秀才举人，或者联合建立一个两个书院，不就是有政绩了。

朱祁镇心中暗道：“教化这一项，我必须考虑进去，只是我要的教化，与他们的不同。”

朱祁镇准备推一步，将教化这一件事情，也列入之后的重心。但是并不意味着他而今对薛瑄退让，薛瑄直接将大同之世与上古之世划上了等号。

如此一来就大大限制了朱祁镇。

朱祁镇建设大同之世，就必须按照儒生虚构的上古三王五帝的作为来做。这怎么可能？

朱祁镇淡淡一笑，说道：“卿也承认《尚书》之中，或有缪误，这上古三王之治到底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