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这门婚事的“奢华”程度，依旧超过房玄龄所知山东士族之间的婚嫁排场，从一个侧面表明，荆襄、两湖、两淮之地新兴大户的财力有多强。

许多荆襄、两湖、两淮的庶族经商或者开设作坊、工场，所以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又有许多出身卑微之人从军、以军功晋升，或者靠读书靠科举成了举人，于是这些人相互间结为婚娅，渐渐“自成体系”。

这些新兴大户有财力供养子弟、族人读书，靠着科举考试入仕，有了稳定的上升通道，所以言谈举止间，对于士族开始不那么仰慕了。

有前途的和有钱的相互联姻，再正常不过。

而士族间的婚姻，门当户对是重中之重，山东士族尚婚娅，姻亲可以不是官，但必须是门当户对的士族子弟。

所以士族间婚嫁之事按理不该沾上太多铜臭味，但没有钱财却万万不可。

房玄龄知道最近几年，一些高门士族，也开始和二、三流士族联姻，前提是男方要拿出足够的“陪门财”。

何谓“陪门财”？

很简单，高门士族把女儿嫁给二、三流士族子弟，这算是“有辱门风”，所以男方是占了大便宜，必须给予大量钱财作为补偿，此即为“陪门财”。

说白了，就是高门士族手头紧，所以本来只能嫁给门当户对家族的女儿，不得不“下嫁”给门望不如自家的士族子弟。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因为粮价、布价持续十余年走低，导致士族们的庄园收入大减，因为家里手头紧，那么原本的傲气也得适当“收敛”一点，靠嫁女儿获取大量“陪门财”，补贴家用。

这就是无奈的事实，高傲的士族，曾经坐拥闭门为市的大庄园，如今财力却渐渐捉襟见肘。

在这么下去，也许将来有一天，庶族子弟，也可以凭着优厚的聘礼，迎娶知书达理的士族女。

这种情景只是想，就让房玄龄有些失神，他作为清河房氏子弟，有些难以接受士庶之别就这么消失了。

但是，世道再这么演变下去，这一天恐怕迟早会到来。

自科举制实施以来，士族本就渐少的优待已经不复存在，士族子弟凭门荫入仕这种特权已彻底被天子废除，士族子弟们想要入仕，除了希望渺茫的征辟，就只有参加科举。

士族子弟不怕考试，然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学堂、族学，其课堂里挤满了无数发奋读书的庶族学子，随着时间流逝，将来的科举，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一个士族考生参加科举考试，恐怕要面对十个甚至二十个庶族考生的挑战。

大量销售的各类书籍、日益发展的学政，让士族子弟的家学优势逐渐销弱，为科举而读书的庶族子弟，靠着死读书、“题海战术”，正快速缩短与士族子弟的学问差距。

房玄龄在想，再过十来二十年，若士族子弟连考试都考不过庶族子弟，那可如何是好？

如果接连几代人都没得官做，庄园又撑不下去，失去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士族，光靠名望又如何过日子？

莫非就只能靠嫁女收“陪门财”来补贴家用？

这样的未来，房玄龄不敢想，他知道一旦远离权利中枢太久，譬如两代人都没官做，绝大部分家族都会家道中落。

两代人是多久？四十到五十年。

江南士族的衰落，时间跨度就是五十多年。

江南士族，由侨姓、吴姓构成，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南渡者称为“侨姓”，以王、谢、袁、萧为大，江左原有士族称为“吴姓”，以朱、张、顾、陆为大。

然而历经侯景之乱，江陵之破，到了陈国灭亡时，江南士族已经元气大伤。

陈郡谢氏、吴郡朱氏于侯景之乱遭灭族大祸，后嗣衰微，如今已难寻其人物和事迹。

吴郡顾氏，在陈亡之后并无子弟仕官。

琅邪王氏，江左袁氏，吴郡张氏，吴郡陆氏，陈亡之后只有些许子弟仕官，官位高不到哪里去。

兰陵萧氏稍好，梁国灭亡后，萧梁宗室在朝为官，而天子的德妃萧氏为梁国公主，其同母弟萧瑀颇受重用，但也仅此而已。

江南士族八大姓，现在的名望，早已不及当初侯景之乱前的全盛时期，时间跨度就是四十余年（两代人），原因是战乱。

这是南边的情况，北边呢？

齐国灭亡，山东士族被长安朝廷排斥，好不容易有机会翻盘（尉迟氏的邺城朝廷），这机会却随着邺城朝廷的覆灭而消散。

山东士族被挤出权力中枢，原因同样是战乱，两个邺城朝廷的覆灭让他们没了依靠。

尉迟氏败亡迄今已有二十来年，再过二十来年，就有五十年，房玄龄觉得，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打击的山东士族再不想办法，迟早步江南士族后尘。

也许，将来新君继位，对士族的敌意会减轻？

但当今天子年富力强，而太子和诸皇子，似乎也对士族没有什么倾慕之情。

这一点，作为太子佐官的房玄龄很清楚。

天下又不太可能会再次大乱，不会再有第三个邺城朝廷出现。

所以，面对剧烈变化的时代潮流，出身山东士族的房玄龄无法挽回什么，只能独善其身。